好的人物报道,是历史深处的恒星,光芒穿越漫长的时空,依然能点亮我们的眼睛。
身为记者和读者,我一直认为,人物报道是所有报道类型里最难的,精品也是最稀缺的。无论使用什么载体,是文字还是画面,记下采访对象的名字、展现他的履历和故事、补充一些生活细节,这些都很容易。难的是在人精神世界里走得更深,对驱动其行为的动机分析更充分,对人身处环境的理解更有层次,与公众的焊接点更结实。
当下,人物报道之难,被内外两个参数决定。向内,人性复杂,这是常量;向外,媒介环境变了,并且一直在变。本来就难以揣摩的人性,遇上了人人都能发表“我听说”“我记得”、情绪化和碎片化阅读的社交网络环境,使得原本就很难立起来的人物报道,变得更难出彩、出圈。传统的、自上而下传播信息的模式,如今不再是人们知新的主要渠道,一个依赖套路塑造的“典型人物”也就很难在这种模式下触达并影响广大公众。
其实,新闻业界早就抛弃了脸谱化的人物报道,这是共识;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网络时代又出现了特有的新脸谱——人设。人设就像一顶一扣就定型的帽子,将理解人这一复杂课题简单化和反智化。
近十年来,中国青年报进行了扎实、深入、多元的融媒转型,而在擅长的人物报道层面,则一边坚守,一边探索。
一、守住“真实”的底线
美国作家劳伦斯·布洛克曾在他的《布洛克的小说学堂》中讲,人物“不可信”,读者就“不认同”,也就无法融入故事。
报道里的人物同样需要可信度,比写小说更难的是,这种可信度无法被虚构和塑造,只能来源于真实,这是新闻报道的生命。
几年前,我编发过一篇出圈的人物报道《一个中年人非要劝年轻人快乐》。基本的事实是,郑州男子徐世海在17岁的儿子轻生后,到年轻人聚集的社交网络里“潜伏”,看到有极端想法的,就去做思想工作,甚至在生活中也提供帮助。
报道引发多方关注,共青团中央高度重视青少年身心健康,希望报社牵头完成相关调研;还有知名影视公司找来报社,希望在版权层面合作开发影片。
事实上,从采访到报道刊发后的很长时间,记者和我都没有放弃“研究”作为“新闻人物”的徐世海。他和儿子的关系究竟如何;家庭环境对孩子的心理产生了多大影响;他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了那些网络上的年轻人,行为的逻辑、动机是什么——我们的确看到了他提供的聊天记录截图,但这些对于了解一个经历如此悲剧的成年人来说,依然不够。
记者的笔,太重了,为每一个新闻人物勾勒轮廓,都要慎重、再慎重。用事实,用细节,不动情绪,不下判断。互联网对人的审视是无死角的,且看那些“塌房”留下的废墟。“爆款”“10万+”“网红”对谋求转型的传统媒体来说很诱人,又很危险。中国青年报教我,“新闻是历史的底稿”,历史拥有更大的时间尺度,只有真正的事实、真实可感的人物,报道的生命力才顽强。
(一) 让人物夺“框”而出
做人物报道,别被“框子”框住。
比如“神性”的框,让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一些美德和功能的组合;比如“人设”的框,让一些独特的个性被网络标签遮盖;比如“小传”的框,把原本可以丰富流畅的叙事塞进编年史的抽屉柜;比如“孤立”的框,只有采访对象“自说自话”,没有外围信息,没有环境,没有别人眼里的这个人,人物仿佛孤悬于时代与人群之外;比如“二元”的框,好人一切都好,坏人一切都坏,非黑即白;比如“刻板印象”的框和“事无巨细”的框……框子里的,永远是画像,静态、扁平、固定、遥远,人物报道要让真人从“框”里出来,真的打动人。
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我曾报道过一名在大火中牺牲的年轻消防员。他“失联”阶段,央视主播在新闻里呼喊他,社交媒体有很多寻找他的帖子。我赶到事发地的时候,坏消息已经来了,采写过程极为艰难。斯人已逝,无法向我讲述他的经历和感受;基于伦理,不可能随意张口向他的家人朋友提问。但我实在放不下这个选题,我希望记录他,希望再一次强调重视消防安全,希望针对事故的后续处理能妥当。我相信,把这个年轻人活着的生活展现出来,比赋予他“职责使命”更能打动人。我从早到晚待在当时的消防中队,他的战友情绪不好时,我就什么都不说。我去看他的床铺、牙刷、头盔,在碗碟和值班表上找他的名字,去触摸他被烧得掉下灰烬的防火靴,去听他战友的哭泣。小伙子们情绪好一点的时候,会忽然说起,他喜欢爆米花,冰刀溜得很炫,担心父亲的身体。最终,我用“寻找”做结构,以火灾的情况为背景,让真实的细节像查案子找线索一样,一个一个被“找到”,最终构建出一个面目可亲的年轻人。他是独子,是哥们儿,是“战斗班长”,是消防中队附近小卖部阿姨眼里的“小孩”。他的日常那么平凡,却要面对那么不平凡的任务。我不需要把他塑造成“英雄”,正因为不是神,是肉体凡胎,他的牺牲才显得更加令人悲伤。
(二)让人物师出有“名”
喜欢看电影、读影评的朋友可能经常看到这样的批评:“该角色的行为动机有问题,情节不合逻辑,让人出戏。”虚构的角色需要合理的动机,这是要追求一种“艺术真实”;但非虚构的、记录真人真事的报道——事儿是真的,还需要探求人的动机吗?
我认为是需要的。
记者重构真实的时候,不可能做到绝对客观。我们报道的调子、搭建的结构、采访资料的取舍、遣词造句的应用,无一不被我们的“主观理解”驱动。正因如此,作为公众和采访对象之间桥梁的记者,如果“理解”动机有误,“桥梁”不就搭错了吗?
一个看起来失败实际成功的例子是,我曾经看到一篇都市媒体报道,一名出租车司机,帮助很多同行维权,纠正交通执法监控设备的“误拍”情况。我来到当地,采访了数日,还旁听了中院的审理,完成稿件。尽管文中都是就事论事,没有所谓“拔高”“升华”“上价值”,我还是惴惴不安,始终不确定采访对象做这件事的动机。他挂在嘴上的“追求公平正义”,对我而言不够实,蒙着一层雾气。发稿前,我仍然在多方打听、了解他的情况,最后终于证明,他有涉嫌违法的私人目的。我向编辑部主动求毙稿子,松了一口气。采访对象得知以后问我:“你为什么非得问到底不可?”我想,对记者而言,这个问题不必回答了。
尤其是在当下,人物报道追问动机更加重要。我们看到的人物线索,常常富含互联网元素,有添油加醋,有道听途说,有以讹传讹,有情绪先行,配上耸动的标题和一惊一乍的旁白,“让流量跑一会儿”。面对这些线索,必须把调查的基本功拿出来,老老实实地采访,认认真真地核实,把“充水”挤干,把“化妆”擦掉,撕去“标签”看真实动机,这是人物故事成立的骨头,也是报道能在读者那里立得住的支撑。
值得一提的是,社交媒体带给新闻报道很多挑战,也在某种意义上助力新闻报道,除了提供更多理解事件与人物的角度以外,也能提供“干货”。
“互联网有记忆。”我们做人物报道,无论是还原他的命运、记录他的成就还是回溯他的罪行,大多数时候,这个人但凡使用社交媒体,那么他在平台发布的公开信息,他联系、关注的人,就具有参考价值。不光是因为人脑的记忆会发生偏差,社交媒体能够提供一种佐证;也因为社交媒体一定程度上能展示这个人的社会关系、重要经历、习惯偏好、价值观念。尤其在一些时候,报道对象不愿或不能接受采访,社交媒体或许能提供一些补充。我们现在经常看到的“这个医生的朋友圈刷屏了”“她一年发布了xx条微博,都与保护未成年人有关”“他的最后一条抖音,拍下了……”都是这种方法的应用。
当然,采访不是“人肉”,记者必须注意获取这些信息的方式合法,也要保护好采访对象与公众利益无关的个人隐私。
之所以要如此大费周章地围着一个人找信息,是因为我们必须弄清楚,采访对象做某件重要的事,到底是因为什么。正常人的行为是有动机、有逻辑、合常理的,这些清晰了,人的行为就可信了。
可信的人物,才可感。
(三)让人物阴晴圆缺
完美的人是不存在的,优点和缺点都是个性的延伸,只不过去往不同的方向,适用不同的场景。人性有迎风坡,就有背风坡。只写出月球亮面,却没有背面;只写阳光下塑像的伟岸,却看不见影子;只写一个人道德高尚,却回避瑕疵;只写一个人的一瞬间,却看不到生命广阔的维度,这些都是失真的。相反,记者要克制、保留、不塑造完美,这样更有说服力,人物报道更像人。
有一次,我跟一位年轻的同行交流,如果你要写一个人的勇敢,一定要把他的犹豫和恐惧,把他对所有利害关系的分析和在意都写出来,阻力足够大的时候,推力才足够大。从来没怕,就谈不上勇气。
大多数时候,我们面对的是一些更复杂的情况。对人性探索得越多,越感到“人的厚度是冰山”,而环境是海洋。记者费心还原的“真实”永远是局部真实,人内心的现场又是时时刻刻变动的。
我曾写过一个年轻人。当时西安发生“保钓”游行,众多的爱国民众上街,一小撮人打砸日系品牌私家车、摄影器材店和日料餐厅。为了保护无辜同胞的人身和财物安全,一个小伙子站在街头,举着一块牌子,提示“前方砸车,日系调头”。很幸运的是,这个年轻人信任中国青年报,对我非常坦诚,他讲述了自己内心原本狂热的爱国情绪,在看到同胞被伤害时渐渐变得理性的过程。这个过程很重要,提供了一个随着外部环境变化而变化的内心现场,形成了事件发展与人的选择之间的对立统一。
写“不绝对”的人,是让人物更有人性的需要,也是给报道投的一份远期“保险”。
二、谋求“动人”的机会
守住人物报道的“真”,并不意味着在形式上不做任何依托当下媒介环境的尝试。
古代人旅行,是“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千百年来,人们骑马、骑自行车,坐飞机、坐高铁,交通工具在变,观看的方式在变,大自然本身没变。好的内容恒久远,变的是人们阅读的习惯和信息传播的载体、形式、渠道。
我喜欢纸质书的质感,但同样的内容,我并不排斥用平板电脑的应用软件来读,也不排斥文本内容的融媒体转化。我们必须接受,一张“纸”哪怕印着再有力量的文字,也无法拦住电子媒介充满我们的生活;与此同时,文字,尤其是长文阅读,在这个时代生长出很高的门槛。传统媒体人悲哀地发现:比世界名著本身更受欢迎的是3分钟读完世界名著的短视频。不久前,OpenAI文生视频的Sora一出,视觉产业也颤抖了。
然而我想说,大众传播,信息终究是本质。针对一起新近发生的事件,一家权威媒体如果不能提供信息增量,那还不如围观群众的手机摄像头。反过来,谣言、碎片与垃圾信息充满网络时,公众需要准确的、客观的、审美的内容,主流媒体就应该扛起媒体的社会责任。这些年来,传统主流媒体纷纷转型,包括中国青年报在内,只要能把好的内容传播出去,谁也没有偶像包袱。不再拥有“一点对多点”和“自上而下”的优势,那就主动出击。
和全网无数个“信息发出点”竞争,好内容如何突破重围,除了权威性和功能性以外,我们也在做一些尝试。当然,前提是内容要真的够好,酒要香,再考虑巷子的地理位置问题。
(一)快餐先充饥,佳肴再细品
如今我们做突发事件报道,不会再等版面了。等夜班、印厂、邮递员的时间里,事件可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互联网早就将最新的情况广而告之,社交媒体早就流传着新闻当事人的各种版本的故事。版面上的“历史”也就没什么“新闻”的价值了。很多媒体现在跑得特别快,甘肃积石山地震,我们第一时间就看到了受灾地区的现场直播;或者谁做了引人注目的事,要不了多久他就出现在视频连线里。
说实话,我所在的“冰点周刊”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来适应“快慢结合”的报道方式,直到今天还在实践中调试节奏!“冰点周刊”最初与读者见面时是长故事,特稿写作是我们丢不掉的手艺。然而,特稿需要打磨,作为新闻媒体,在突发事件上我们又不能缺位,只能让一部分记者“跑”起来,尽量快速捉到现场的情况,及时发融媒稿件,在信息上先“解渴”;另一部分则“钻”进去,寻找事件的纵深和厚度,在一个中长期的时间区间里做长文。
以人物报道为例,如果是有时效、全网都在扑的事件中的人,我们通常会先做当事人“回应”性质的报道,核实、补充重要信息,这时候的原则除了“快速”,很重要的还有“准确”“现场”和“伦理”。比如东航空难,“冰点周刊”第一时间做过一篇遇难者家属的口述。那个时间点做什么都很难,主编从玉华把握住了采访对象“我愿意讲述”这一底线原则,我们当然期待报道有好的影响力,能让更多的读者看见,但我们不会持“流量导向”。
“冰点周刊”曾经还有过一个人物小专栏名为“点评”,三四百字一条,带着态度讲一组有新闻时效的人物,放在今天,作为短视频文案倒挺合适的。不过,严格说来“当事人讲述”“述评”和“人物报道”其实是完全不同的模式。
如果选题偏冷、偏深、偏独家或同时期其他媒体的同题报道还留有空间和角度,我们的节奏就会慢下来,有的时候甚至非常慢。一个记者一边“长线”一边好几个“短线”同时进行的情况也是有的。
(二)长文追求表达,决战叙事高地
2023年,京津冀地区发生极端强降雨,“冰点周刊”有一组报道,包括还原受灾现场的事件性报道、分析灾害预警效果的解释性报道等,其中有一篇人物报道比较特殊。
当时,两名北京房山蓝天救援队队员在执行任务时被山洪冲走遇难,引发全网关注,作为新闻人物的分量是绝对够重的,但如何操作让人头疼。
我几乎可以想象,传统的事迹报道、报告文学会怎样写,包括流行的短视频,要如何配上煽情的音乐,渲染一种悲壮。我作为编辑,和记者保持了极大的默契,这个题“冰点周刊”不会这样做。我们需要一篇人物特稿,要反套路,要让人物最核心的特质闪现出来,又要让读者能将相当长的篇幅读完。
最终,我们决定用当晚雨水和山洪的变化做背景,将救援队紧张的任务动态做成故事线,让队员挨个出场,出现时拉动平行时空,将包括遇难者在内的日常拉进主线,让突发“现场”和平时“日常”同时完成“写人”的任务。一个非常鲜明的意象在记者采访中浮现出来,蓝天救援队内,大家互相不识真名实姓,哪怕经历生死时刻,有着无比的互信,彼此也以代号相称——这种“无名”,就是这股民间救援力量的最好注脚。最后,我们拟定的见报标题是《无名之路》,新媒体渠道改为《无名而已》。
这篇稿件的完成度很好,文字朴实无华,采访扎实,故事的形态很完整,会抓着人的心,叙述也未见琐碎,而是皆与主题相关。令人惊叹的是,记者采写效率极高,时效不差。报道还写出了我认为是这个时代的一种“畸态”:一些网络主播为了蹭到流量,专门跑来打听逝者家的住址,甚至找上门去,装模作样地“慰问”。
有人追求“有名”,有人追求“无名”,巨大的落差感就这样显现出来。
讲述这个例子,是想说长文对叙事能力的要求太高了。尤其是人物报道,没有起因、经过、结果的天然次序,要找到好的结构、顺畅的逻辑或细节的织法,非常考验记者理解和驾驭材料的能力。读者会问:“关于这个人,我干嘛要知道这些?”既非明星八卦,也不是名人秘辛,谁看?这就是考验深度和文本的时刻。
(三)分析受众特征,渠道差异分发
我很喜欢做标题。
对一篇报道来说,做标题是塔底,是编辑的基本功;也是塔尖,是报道的加分项。它用极其有限的字数考验着采编人员的理解、概括和创新能力。
其实书名、片名、曲名甚至菜名……都是相似的道理。有的标题抽象,有的具体,有的凝练,有的详细,有的扎眼,有的平实,有的追求文字美,有的追求表达效率。怎么做要看内容,也要看内容即将陈列在何处。
如今,报道出来,多端投放,包括报纸、网站、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微博和各类社交媒体账号。一项内容,哪怕再好,如果在多端顶着同一个标题,往往传播效果不好。
通常情况下,见报的稿件,我会让标题“矜持”和“务实”一些:表达清晰,重点突出,含蓄中正。首先,一份大报,标题的品格不能掉线,它依然是媒体专业性和表达价值取向的重要阵地;其次,无论如何,读者已经和这张报纸面对面了,标题和内容几乎是同一时间触达他的视神经,即使标题稍显“冷淡”,优质的内容也可以立即跟上。
菜单式的互联网阅读界面,则是报道标题的沙场。打开网站、资讯类App、微信公众号或社交媒体账号,标题永远战况正酣。一个标题需要在密密麻麻的文字里脱颖而出,才能劳动读者矜贵的大拇指,作出向下点击的动作。要做到这一点,不必用黄色新闻的“煽”,也不必用小报流言的“膻”,而是需要了解发布平台和受众,用大厂“术语”说就是“用户场景”。
发微博的报道,最好配上有讨论空间的话题;发微信公众号,标题要有味道;发知乎,要设计或回应一个问题;发头条号,要把稿子里最重要的信息或最吸睛的故事说一半藏一半;App弹窗,要凸显公共价值和信息增量……其实这些我们也在摸索和尝试,还没有做得特别好。“冰点周刊”报道过一个女青年,春节没有返乡,一个人留在北京过年。除夕夜,她在出租屋使用洗手间,结果门锁故障,她又没带手机,被困在里面30多个小时才求救成功。这是典型的青年选题,故事的延展度和记者的完成度也不错。关键是,怎么推?我们的见报标题一如既往地矜持:《都市孤岛求生记》。微信公众号也沿用了这个标题。报道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转载和讨论,后来我在一些门户网站看到的转载标题,几乎都点出了“女白领”“独居”“反锁”这些更吸引眼球的关键词,有些转发的页面,评论都数以万计。
我对数字感到羡慕,内心却还说服自己不动摇、不媚俗,怎么说服呢?我想,别人转载,也是因为我们的内容好,那才是根本。无论我做什么样的转化,让菜单上的菜名跻身读者的视线,终究要“端上桌见分晓”。标题固然重要,但“标题党”不可取,内容托底才最重要。真正有增量、有深度、有价值的报道,不用花活儿“加成”和“再造”,自有翅膀和力量。(作者系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编辑)
编 辑 庞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