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研讨

  凝聚共识，为稳增长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护航

贾康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刘荒

新华每日电讯特稿部主任

潘圆

中国青年报编委、经济部主任

孙扶

澎湃新闻编委

苏曼丽

新京报编委、贝壳财经总编辑

王文志 

经济参考报经参调查室主任

谭树森 

瞭望智库、财经国家周刊副总编辑

王涛

新华财经副总编辑

吕星

《中国记者》值班编辑

经济报道，是新闻报道中专业门槛最高的领域之一。在当前的复杂形势下，真正读懂和深刻领会中央精神，精准把握和做好经济报道，十分必要。本刊邀请多位业界经济报道的掌门人和操盘手，并特邀经济学者贾康，于4月26日下午，通过线上视频会议，就如何以高质量经济报道为我国经济稳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护航，深度研讨，分享经验。特此刊登根据录音整理的研讨会全程内容，以期给读者实用、管用的启示。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经济报道选题策划应聚焦哪些热点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

贾康：当下面临的三重压力，是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表述，今年两会再次重申了这一点。这里面的热点和问题，我觉得有非常多的相关内容，需求收缩表现在哪些热点和问题上，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也都有其表现、热点，以及相关问题和分析。

作为一个新闻的门外汉，我理解的经济新闻报道，第一是质量问题，首先是报道的真实性。第二是专业水平，专业水平包括：追求真实的能力、理解能力、表达能力、阐释能力。第三是对敏感题材的把握能力。我也听到很多记者朋友说，自己满腔热情写出来的东西发不出去，或者报出去后还带来了麻烦等。

咱们大家都要讲政治，但讲政治要有使命感，有些人讲政治就是只看领导眼色走极端，效果不会好。还要讲引导，不是直接说出主张，而是通过报道，引导受众领会到有可信服的一些条件和因素综合在一起的事实，他愿意潜移默化地接受报道的引导。

还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处理一些躲不开的矛盾和问题，能够尽可能发挥新闻的价值。我觉得各位追求的一定是善于抓住重点的报道，有前瞻性、引导性，以及建设性。

在新闻竞争激烈的环境里，媒体需要公信力，具体表现到底是正能量还是负能量，这方面可能有见仁见智的说法。怎样真正做得好，确实没有一定之规。

回到“三重压力”，报道更多的是不是要体现矛盾问题纠结。那是不是就应该有一个自己的选题策划，你讲需求收缩也好，讲供给冲击也好，讲预期转弱也好，或者讲三者综合在一起的，一个地方政府辖区或者某一个行业或某一个具体的企业或某一个具体事件如何，怎么让大家知道概念上对应的是这三重压力。它给我们带来的挑战和问题是，在报道后能否引导大家更积极地思考，从而找到合理的对策及解决方案，去应对挑战，有所作为。

说到当下这三重压力的表现，我是觉得在今年3月中下旬以后，压力再加码了。两会上给出年度5.5%左右的经济增速，那时候的判断就是有困难了，但是我们经过努力能够达到5.5%左右。而到了下旬，中国经济最强劲的两个增长极，长三角和珠三角疫情都一下子出乎意料地达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特别是上海。

这几天大家关心的网上的大量信息，报道怎么掌握，我是觉得基本态度上还是不能回避，题材是非常多的，你现在能做什么样的现场调查，能做怎样的选题，然后对接到三重压力上，从什么样的特定视角对接，这就没有一定之规，但是它实际上呼应着中央关心的三重压力，面对现在的新问题，反映出问题后是要解决问题。我这两天接受采访时说，在两会形成的年度经济工作方案上，在宏观政策上需要再加码，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应该进一步提高扩张力度。比如1998年，两会上宣布了一个确保的目标，过后发现一季度数据出来不理想，最后以极大的魄力下决心实施了多少年没有见过的预算调整方案，发行长期建设国债。

这是一个我们今年可以作为借鉴的经验，我自己觉得今年面对三重压力，我们要把经济运行维护在合理区间，从短期衔接到中长期“十四五”目标，再到2035的目标能够相对平稳地去对接。在当下应对三重压力，新闻报道是不是应该考虑把重点落在这个框架之内，体现出报道的价值。

刘荒：最近，新华社连续推出《中国经济面面观》《当前中国经济十问》等长篇经济述评，对我国经济进行全景式观察报道，反响很好。有别于这些宏大叙事的主题报道，我想更多从方法论角度，探讨经济报道的专业性、可读性和平衡性问题。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不论宏观政策出台还是微观改革突破，都离不开处于经济活动中心的市场主体。没有企业哪来就业，没有就业哪来收入，没有收入哪来消费，没有消费哪来投资，没有投资哪来创业？这里面有一个经济循环的过程，离开市场主体是玩不转的。

当前经济报道应聚焦市场主体的纾困解难，充分认识其“一子落定，满盘皆活”的关键作用。现在经济报道对宏观政策层面的解释比较多，微观上展开的讨论比较少。

孙扶：首先聚焦宏观经济环境。从全球看，有几个关键因素：一是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依然很大。二是俄乌冲突，它改变了供应链，可能影响全球能源供给格局。三是美联储加息，新兴市场的资金存在外流风险。这几个因素也将深刻影响中国经济，以及中国的宏观政策。今年5.5%的增长目标如何实现？现在看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可能都需要发力。

第二个是供应链安全。供应链安全非常重要。长三角疫情升级后，全国的汽车产业立马就面临停摆风险。全球范围也是这样，你一断我就得停下来。这种风险以及忧虑本身，对经济和供应链的影响都将是深远的。

第三，今年的资本市场同样值得期待。资本市场的改革，北交所的升级，中美跨境监管，都将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此外，我们也对微观的经济热点、重点企业保持关注。比如这段时间疫情防控升级导致的物流拥堵，以及供应链中断现象，我们也会做系列深度报道、调查报道。

潘圆：说到三重压力，这是2021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的判断，今年的GDP目标确定为增长5.5%左右，也是考虑到经济发展中面临的诸多困难。但是我个人感觉当时对经济发展的预期还是比较乐观的。而实际上今年经济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加，比如俄乌冲突，完全是黑天鹅事件，还有新冠疫情反弹超乎预料。由此，今年经济发展面临的下行压力显著增加，特别是上海的疫情，及其对产业链带来的影响。

国家统计局刚刚发布了今年第一季度的数据，新华社发的《当前中国经济十问》写得非常好，直接回应了公众关切，尺度拿捏得也非常好，对相关问题做了比较深入的剖析。

在经济平稳发展阶段没有那么多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我们可能更多地应该从经济的基本面来考虑。但是当外部不确定性显著增加，特别是在新冠疫情这种公共卫生事件的冲击如此之大且变化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我们分析经济、报道经济的很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

因此，当下社会面临的最重要问题是如何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如何找到平衡点？面对疫情的多点散发，供应链和产业链如何及时调整？这些也应该是经济报道的重中之重。

在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上，我们应该多做思考调研，深入一线，走进基层，聚焦经济发展中的真问题，这样才能写出更多有分量的报道。

苏曼丽：新京报从创刊以来就一直比较重视经济报道，贝壳财经是2020年创立的新品牌，垂直做经济领域的报道。从报道范围和报道选题来讲，我们涵盖的还比较全，包括宏观的经济形势，中观的产业，微观的企业发展。

面对当前的经济形势，我们要关注的角度跟以前还是一样的，做市场信息的记录者和传递者。

在经济发展好的时候，我们更多看到的是经济好的一方面，同时也会去发现和报道经济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比如经济高速发展时我们一直关注经济结构调整。现在虽然经济情况整体受到了比较大的压力，但其实我们做的事还是一样的，一个是传递大家共克时艰的经验和努力，一个是为经济发展找到痛点阻点，然后去多方寻求政策的支持，以及找到解决的方法，尽可能提供一些意见参考，这也是作为经济媒体所承担的责任和价值所在。

媒体其实就是一个连接者，它可以连接政府企业、还可以为政府或企业连接消费者和普通读者。像我们去年做的一个尝试，在2021年底展望2022年的整体经济形势，我们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采访了100位企业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作为媒体的作用和价值。在跟我们沟通的过程中，企业家有很多想说的话，我们通过报道或者报告反映这种呼声。

除此之外，我们可能也需要在现有的形式之下拓展一些新的课题、新的领域，包括当前的新趋势、新现象。

王文志：我一直做“点”上的报道比较多，“面”上的报道做得少；我认为那些宏大叙事的“面”上的报道很重要、要做，那些“点”上的报道尤其是“堵点”，我感觉多关注一些经济运行中的“堵点”，可能对决策层更有价值。

比如说前段时间，我和刘荒老师聊天的时候，他就说感觉这几年最对不起的一个群体就是大货车司机，如果我们能记录一个大货车司机这一年、哪怕是一周的生活经历，写出他们在工作中的困难、疲惫、甚至是痛苦，可能对公众更有感染力，也可以触动有关决策。

谭树森：现在经济报道大有作为。经济通常来说就是经世济民，经济报道关系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经济报道的热点很多，怎样做好预期引导，也是经济工作中预期管理很重要的一部分。

我们做经济报道的时候，通常会把它分成政经报道、财经报道和产经报道。政经报道毫无疑问时政属性非常强。财经报道领域，新华社有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这样的财经专业媒体，可发挥的空间还是很大的。产经报道，尤其是针对微观主体也就是企业，《财经国家周刊》在加大这方面的报道力度。

依我来看，我们现在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报道非常欠缺。我比较喜欢的一种操作手法，尤其是我们做舆论引导的时候，应该是大处着眼、小处入手，小处入手其实就是从微观、从不同的行业和领域切入。

王涛：从经济报道本身讲，应该有不同的报道层次，像在这种特殊的时期和阶段，既应有务实的、关注微观和细节的报道，也需要有务虚的、凝聚共识和信心的宏观报道。只关注微观的报道容易陷入碎片，缺乏方向和全局，只关注宏观的报道则容易流于形式，缺乏细节和概念。

在所有的报道领域里，经济报道应该算是一个更加需要理性思考和冷静分析的领域。经济现象纷繁复杂，要拨开表象看到背后的逻辑和实质，需要一定的专业门槛。

当前，不仅我们，全球经济都面临着困难和挑战。中国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三重压力，既有结构性的中长期因素，也有受到全球疫情蔓延、美国步入加息通道、俄乌冲突等短期因素的冲击。

对于经济报道而言，我们目前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如何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就业、产能、供应链等都是备受关注的热点。比如，近期的疫情对于汽车产业的冲击，这轮疫情中吉林和上海恰是我国两个非常重要的汽车产业基地，尤其是长三角涉及整个产业供应链，一度几乎停摆了全国的整车生产企业。这就要求我们的报道要在更加宏观的层面看待整体经济的运行。

微观的一些细小指标往往可以从某个侧面反映经济的冷暖变化。前不久一家机构发了一份中国杠杆率报告，有个数据讲的是法拍房，2019年是50万套，而2021年达到了160万套，两年时间增长了大概220%。当然法拍房并不完全等同于断供房，但从趋势上而言，法拍房的激增多少也反映了当前经济中所面临的困难。从经济报道的角度来讲，更多地从微观的细节入手，可能更有利于展现真切的经济状况。

在报道中，经济报道更需要“从现象入手，从热点跟进，从数据透视，从微观剖析，从宏观统筹”。一般而言，经济报道中，微观会告诉大家一个经济现象是什么，数据会告诉大家为什么，而宏观视角则会告诉大家该做什么。

随着互联网技术进步和信息公开，经济报道的数据源和数据量极大丰富，如何提升数据采集和处理能力，更好地在经济报道中呈现数据价值？

贾康：数据的处理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领域，像我在数据方面就是弱项。我的研究更多的是定性研究，但在定量方面我有自己的看法，就是靠大的思路，靠大的逻辑，靠常识支撑的逻辑来发现一些运用数据的方法，但是我很难在一些具体的数量、模型处理方面发表带有技术色彩的意见。

可想而知，咱们记者朋友们在这方面也会碰到专业对应性的问题，那就不能强求。我不觉得新闻报道的记者能够把自己在数据方面的处理分析能力，和有经验的经济学专家拉到一个水平。

但自己要积累经验，做功课。积累经验中有一些基本判断，比如你哪怕不知道模型的细节，但是有些模型的结果出来以后，违背常识，对不上逻辑，你就有了一定的发言权，这种情况我遇到多次，我觉得自己有能力去评价一些量化模型搞出来的数据结果。

另外可以在统计学这个相对容易的领域里边下下功夫，统计学的一些基本道理可以帮助我们在一些相关材料里选择出相关数据，作为判断依据。

一些关键数据要及时找专家去核对、去听取意见，专家有不同的意见要兼听则明，请不同意见的专家都说一说，有些数据说起来也是见仁见智，你可以有一个主导性的判断，但是真的不能要求记者朋友们在这方面像经济领域里的专家一样碰到什么数据自己就能够处理。

如果要达到同行评价里的那种真正的高水平，我觉得还是要在报道中有选择性地找专家去印证，这是我的建议。

刘荒：经济报道离不开数据，数据新闻是它的新形态。在当前的大数据热潮下，经济报道的数据源和数据量极大丰富，亟待搭建一个囊括各类经济数据的平台。记者采访前的案头工作量也更大了，比如查阅“万得数据”“天眼查”“裁判文书网”等，包括各类榜单，有可能获得大量意想不到的采访对象信息。

未来媒体间的竞争，也会转向数字媒体领域，这对媒体和记者的数据意识建立，进行数据集中、筛选和挖掘等应用能力都提出更高的要求。无论是媒体还是记者，数据处理能力将成为未来竞争的核心之一。

孙扶：澎湃有专门的数据新闻部。在财经中心这边，目前还没有专门的数据库，我们要求条线记者建立自己的数据储备。这样做的意义很明显，比如经济数据一出来，或者公司财报一发，你马上就能知道它的意义所在。是否符合预期？快了还是慢了？高了还是低了？对应市场来说，就是利好还是利空，价值在哪里。

澎湃的数据新闻部，本身就是很出色的“团队”，我们财经中心也跟他们有很多合作。他们本身是独立运作的，除了跟其他中心进行合作，他们自己也会围绕大事件、新闻焦点，或者值得“数字化”阐释的新闻，进行数据新闻的报道。

从新闻视角去搜集数据，然后进行图表化、视频化的呈现，传播效果往往特别好。当然，在数据搜集、处理、分析、呈现上，需要投入的人力和时间就很大。

不少专业媒体，尤其是财经媒体，对数据的挖掘，已经越来越深入，甚至越来越卷。国外最先进的比如彭博、汤森路透，国内这些年也在起步了。比如华尔街见闻这类主要面向投资者的资讯媒体，他们的数据处理，已经运用到服务投资者需求上了。比如说，一个热点事件出来，它的数据库马上能给出一个概念股，一个产业链相关公司。还有类似数据宝、盘中宝这类产品，可以标签化呈现。这类数据产品，已经开始服务券商、基金、金融机构了。

对于这类数据库产品，我们也是心向往之。真要建起来，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但确实价值非常大。

苏曼丽：贝壳财经在2018年专门成立了数据新闻小组，这几年经过一些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获得过中国经济新闻奖的一等奖和诸多数据新闻奖。数据是经济报道领域的富矿，这是跟其他类型新闻不太一样的特点。

我觉得数据新闻大概有几个层次，一是基础数据的可视化，视角从单个的点扩展到线面。目前见到市场上的数据产品这一类偏多一些。财经新闻不易读、不易懂，单个数据孤立地看，看不出太多东西，但是你从横向、纵向多个维度去比较，就会发现新的东西，这就由点到面了。不管是树状图还是饼状图，还是折线图，还是趋势图，能让受众更好地理解这个数据背后的一些趋势变化。

二是更深层次的数据挖掘，是要求更高的一种表达，主要是根据现有的数据进行挖掘、分析，进而得出新的结论、新的线索和视角。这是一个Teamwork，了解宏观经济的一些脉络，包括市场运行数据的逻辑基础，需要从纷繁的数据中找到突破口，找到新的逻辑链，从而看到本质的内容。

此外，需要技术支持，比如数据库维护、数据挖掘，才能生产出比较出色的数据新闻。

王文志：我现在要写一个报道，会搜集大量的数据，阅读大量的资料。这几年做的几个有影响力的报道，哪一篇报道都是查阅了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字的参考资料，我现在为了查数据，要付费登录“知网”来查阅数据。写一篇几千字的报道，要不断地通过不同的数据来源去核查文中用到的数据，以获得更接近真实的数据。

谭树森：数据是经济报道离不开的东西，比如做上市公司的报道离不开财报，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对数据狭义的理解。我们需要更广义地来理解和看待数据，现在数据已经成为一个生产要素。在经济报道中，哪怕是我们进行事件性报道的时候，若干事件放在一块儿，也可以构成数据。

数据的收集和处理已经成了一个很大的行业，甚至产生了若干家上市公司，像彭博、汤森路透这样的国际巨头，他们实际上也是以数据提供商为主，经济报道与之相辅相成。

王涛：数据是财经报道的基础元素。一篇经济报道如果没有数据可能会非常没有说服力。

如何提升数据采集和处理能力，我认为首先是要提升记者对数据的敏感性，以及在数据分析上具备一定的专业能力。这一点需要记者的自我学习能力。很多时候，记者可能更偏向于一些事件性报道，定性的报道操作成本较低，如果增加数据的支撑，则更能提升经济报道的质量。

其次，涉及技术和产品层面，需要给记者提供更简单、更智能、更傻瓜的数据分析工具。只有工具好用，才能更深度的进行数据挖掘，才能在经济报道中更多呈现数据价值。

再次，各家媒体从整体层面要做一些创新性的尝试，从机制上鼓励和保障数据新闻的生产和运营。

刚才说到数据工具的使用，目前市面上有很多。新华财经现在的项目里面，就包含了这些。除了数据库本身，我们也提供了大量的工具，帮助用户进行数据的统计、整理、分析、挖掘等。

从选题、内容和效果等维度分析，当前经济报道的短板和挑战主要有哪些？如何有针对性地改进和提高？

刘荒：不同的媒体有不同的短板，但也面临共同的挑战。客观来讲，我们的日常经济报道在专业性上，跟与会的几家媒体可能还存在一定差距。

近几年，我在东南沿海地区采访，经常听到一些老同志提起改革开放初期，新华社报道为当地改革开放“鸣锣开道”的故事，他们记忆犹深，充满感激之情。

如今改革开放已进入深水区，遇到的都是“拦路虎”和“硬骨头”。主流媒体如何再为改革鼓与呼，既需要胆识，更需要能力，也包括落实媒体职能定位。

前些天，我跟王文志谈到疫情期间各地设卡拦截、处罚卡车司机现象，对媒体报道应深入挖掘颇有同感。这些报道除了卡车司机违反防疫规定受处理、各地封控不让卡车下路外，对大量卡车司机为啥冒这么大风险上路，卡车运送的是哪些类别产品，若成本上升或物流中断对产业链、供应链有何影响，这些物资与我们整个经济运行是什么关系等问题，都缺少足够深入的调查。

国民经济运行过程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我们日常经济报道仍相对偏重生产环节，比较典型的是农业报道的“四季歌”、工业报道的“三部曲”，还有各种节日加起来的“大杂烩”，这些单调的内容读起来难免枯燥而乏味。

值得注意的是，个别主题先行的经济报道，由于事实跟不上观点，与人们的实际感受严重脱节，极易变成损害媒介生态的“标题党”。

在一些问题导向的经济报道中，记者常常呼吁出台政策来解决问题，而不是完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建立公正、透明、预期稳定的制度环境。这里就有记者自身思想认识，包括专业认知上的问题。治理资本的无序扩张，不能总是从权力扩张的角度提对策，而应该依靠完善法治来约束。

孙扶：第一个是寻找介入经济事件报道的角度，需要不断提高这方面的能力。第二是要不断提高自己学习和研究的能力。还有，无论是在什么环境下，做新闻报道，尤其是财经新闻报道，我们还是不能躺平，还是要努力突破。

王文志：现在我看到的很多经济报道，给人感觉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感觉就是为了完成工作量写报道，这样的报道有什么意义呢？我认为作为新时代的记者要“谈真问题，说真话”，扎扎实实地多调研，多去一线，多去现场，不要习惯于在办公室里编稿子。

谭树森：目前存在的短板，就是自说自话。有时候我们自己认为在引导舆论，但如果报道不符合经济规律，表述不够专业和严谨，实际上容易被市场人士认为是官方媒体和他们想的不一样。如果这样，我们的舆论引导可能就会起到一些相反的效果。

第二个短板就是采编队伍的专业性不足。一方面吸引不到足够多的优秀人才，另一方面好不容易成长起来的优秀财经记者，很容易流失。

第三个是我们面临的新挑战，即目前的舆论生态发生了很大变化，也许你认为没有问题的稿件，会被一些市场化、社交化媒体平台拿去炒作，偶尔还成为舆情事件。所以采编人员内心要有舆情意识，主动预判舆情的可能性，有策略地规避风险。

王涛：经济报道还是应该更接地气。刚才几位老师提到几个很好的表述，“反常识”和“自说自话”，这样会让报道脱离需求。为什么经济报道更加依赖数据，就是要尽可能避免这类问题，当然并非一定要数据，微观的细节报道也是提高报道质量的重要手段。我们应该更加宏观地看问题，更加微观地写报道，“宏观把方向、微观看感受、数据看结构”，这样才能更加全面真实地看待经济现象。

调查研究还是应成为经济报道的基本功。现在包括媒体在内的各行各业工作节奏越来越快，内卷也越来越严重，这导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越来越不划算，甚至成为“亏本买卖”。这一点我觉得更需要引起媒体的关注，需要在制度和考核上有所改进，这当然也考验一个单位的定力和前瞻力。

几年前记者节，新华社有篇时评，题目是《致记者：愿你脚下有泥，心中有光》。我觉得经济报道同样需要能够“沉”下去，既能沉下心，也能沉下身，这样才能真正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

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2022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新经济领域有哪些“六稳”“六保”的报道视角值得关注？

贾康：“六稳”“六保”的内容非常广泛了，我举个例子，六稳其实最关键的是要维持就业，稳就业对整个经济社会生活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在当下怎样稳就业，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报道关注点。

可报道的事情很多，现在最突出的是疫情冲击两个“三角”，它所形成的对就业的影响，以及会按什么样的态势去演变，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分析判断和合理对策，对这些方面的报道就有了多重意义。

稳预期，中央非常重视。经济学上特别强调，你预期怎么样，可能带出的结果就是怎么样。大家都认为不好的话，结果好不了。大家都觉得有盼头，合在一起就是众人拾柴火焰高，情况就可能越走越好。在疫情冲击之下，上海方面的预期大家现在看得很清楚是吧？怎么样给它引导得向好呢？这就是我们需要把握的，已经采取的一些措施里边值得肯定的东西，应该更充分地报道，从而带领整个态势更积极地向好。

大家关心的不好的事情也不能回避，在给出必要的报道以后，可以促使有关方面及时采取措施。比如最近京东的话题就非常有报道的价值。京东派的是14批次的供货车辆，确保在符合防疫政策前提下，整个链条能转起来。作为企业，这样的部署称得上是自杀式的，血本无归是能判断出来的，但它为什么这么做，一方面体现它的社会责任，一方面是利用多年的积累，有可以拼的血本，别的企业你想拼，没血本你根本拼不了，你可能拼个第三天、第七天你就完全垮了。京东算了账以后，它可以持续，这样也提升企业的社会形象，以后应该能够得到扩大市场份额、提高市场信誉等长期回报。但这时候政府应该匹配什么？政府应该给它匹配绿色通道。挺身而出的企业如果碰到问题，政府要及时给它特别通行证和绿色通道。这就是我们报道里面需要关注的问题，赶快促使有关方面把这个事情理顺。

稳就业、稳预期，稳其他方方面面都有类似值得关注的点，你说保要保什么？保这里边就有一个保供应链、产业链，京东也是供应链上的一个非常鲜活的例子。跟前面说到的稳预期是结合在一起的、是有机联系的。话题是非常多的，就看我们怎么选择，怎样及时跟进、掌握节奏。

我们自己要有一个主见，就是中央现在说的“六稳”“六保”，你在报道中，要争取把应该报道的有价值、有内涵的东西报出来。应该更好地引导大家，争取未来比较好的前景。

刘荒：对于传统经济而言，比如说个体工商户以及小微企业，包括“零工经济”的灵活就业者，从国家到地方层面都有具体扶持政策。这些从事传统产业工作的灵活就业者，整体上文化层次相对较低。

由新经济催生的灵活就业者，比如网约车司机、快递小哥和网络主播等，他们收入来源多样化，在工作时空上拥有更大的自主权。由于他们多是主力经济人口，若因经济波动带来就业困难，会对整个社会造成较大影响。

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五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非常值得我们认真学习领会，从正确认识与把握中找选题、做报道，避免分解谬误与合成谬误，与“六稳”“六保”的阶段性策略结合起来，为推动解决其他发展问题创造舆论条件。

孙扶：我们其实就是关注几块，一个是投资，今年另外两驾马车面临的挑战比较大，可能投资会是一个发力方向，包括此前表示水利计划投资8000亿等，还包括各个省市的一些比较大的投资计划。

还有行业监管，关注政策走向，特别是一些带动作用比较大的行业领域，会不会有结论。

谭树森：“六稳”“六保”中，其中一稳就是稳预期。预期管理非常重要，我觉得我们的新闻报道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做预期引导、预期管理。

六稳当中除了几位讲到的稳就业、稳市场主体以外，还有一条是稳投资。稳投资，实际上也是跟稳预期有关系的。投资里边民营企业或者叫社会资本的投资，与他们的预期有很大关系。比如有一种说法，叫做政策的“合成谬误”，单项政策是没问题的，但是在某一个时间节点上同时出现，会形成“合成谬误”。新闻报道也要注意避免“合成谬误”，需要我们站得高看得远，从建言献策的角度来说，要想中央所未想，积极建言。

王涛：近年来我们的新经济发展迅速，这得益于我们拥有巨大的市场，使新经济的应用更加具有落地的空间。新经济的发展，我们一开始更多着眼于鼓励创新的角度，当一个产业或者新事物达到一定阶段，其带来的后续效应就值得关注了，从报道角度而言同样如此，我们去年以来对新经济领域关注的也比较广泛，比如反垄断、互联互通、社区团购、氢能产业规划等。

当前而言，我觉得新经济发展的一个领域值得关注，就是乡村振兴。新经济的发展拉平了很多东西，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农产品通过平台直接对接终端消费者，对于就业而言，也起到了很大的拉动作用，无论是对于坚持结果导向的“六稳”，还是着眼于问题导向的“六保”，新经济在乡村振兴方面都可以起到巨大的赋能作用。

经济领域门类繁多，很多现实经济问题异常复杂，如何提高记者的专业能力？怎样看待深度调查的“单兵”作战加专业“团队”模式？

刘荒：“单兵”作战加专业“团队”模式不仅可以为记者赋能，更有利于提高媒体快速反应能力，相当于媒体“中央厨房”的一个应用版本。记者自身要掌握更多跨行业的知识和经验，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对于一个有丰富采访经验的记者来说，如果有一个强大的专业“团队”支撑，会使报道内容更充分，反应速度更快，介入能力更强。

无论是从新闻采集网络、人才队伍储备还是技术保障实力，新华社都完全具备有效组织“单兵”作战加专业“团队”模式。

孙扶：我们看事件大小。一般事件是以“单兵”作战为主的，条线记者自己跟到底，后方会有编辑“团队”的支持配合。

但像重大事件，比如“权健帝国”这种调查，我们不仅财经中心多人参与，“团队”作战。整个澎湃更是多个中心参与，既有合作也有竞争。这既能让我们确保对这个事件细节、面上、角度上的全覆盖，也能让我们在竞争中，从量到质不断提高。

目前在财经调查方面，“单兵”作战的情况还是比较多。

王文志：我感觉“单兵作战”和“专业团队”两个模式不冲突，没有好的“单兵”，很难有好的“团队”，“团队”又能反哺“单兵”。

前段时间我跟《深一度》栏目主编宋建华聊天的时候，他就跟我分享了他们现在做选题的模式，他们更多的是“团队”作战，实习生负责收集数据、搜集资料，然后栏目有一个记者或编辑“单兵”来牵线组稿，效率很高。

《深一度》这个模式挺好，我们部门的选题操作目前主要是“单兵”作战比较多，当然在重大事件上，“团队”作战极度重要。

无论是“单兵”作战还是“团队”作战，记者必须要有“单兵”作战的能力。每个人都有“单兵”作战的能力，“团队”才更加强大。

王涛：说实话这个没有捷径，专业能力的提升和深化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点，这需要时间，包括培训、学习，最好的方法是实践，有时候一个重点调研对记者能力的成长是个极大的推动。

“单兵”作战还是专业“团队”，我觉得没有一定之规，适合自己的就最好。各有优缺点，“单兵”作战更加考验一个人的综合能力，而“团队”模式更讲究配合，更能提升效率。这一点还有配合度的问题，需要磨合。两个模式没有好坏之分。

经济报道不仅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也对民生有重大影响，如何从民生视角做经济选题，提高经济报道的关注度和吸引力？

孙扶：在澎湃的架构中，从民生视角介入经济选题报道的部门比较多，多个部门都可以介入。

从财经报道的角度来讲，我们日常关注的很多议题选题，本身就是重大的民生问题，比如说粮食价格、油气价格、房地产、汽车涨价或者销量变化，本身就是重大的民生问题，但它同时也是市场非常关心的议题。

市场聚焦的经济选题和民生焦点重叠时，就会成为我们认定的最为重要的选题，因为它跟每一个人切身相关。比如房地产政策，一个新政必然全网刷屏。

我想，我们做的财经新闻报道，要以我们的专业度为支撑，做出来的报道本身是非常有价值的。首要的一点，要把一个政策讲得准确、透彻。其次，守住我们的专业性。这固然对我们的目标受众有价值，对大众来讲同样非常有价值，这就超越一般的标题党。

刘荒：经济报道最终的落脚点，还是要回归到与老百姓日常生活相关的民生之中。如何站在民生视角看经济报道，其实就是从老百姓利益的角度讲故事。

传统的农业报道离不开春耕、夏锄和秋收，还有种子、农药和化肥，大多数老百姓并不关注这些，包括备耕状况、庄稼长势，他们更关心的却是大米、白面的价格，从庄稼到粮食的转变过程，也是农业与民生接近的过程。

在不同的行业里面都有与民生贴近的“临界点”。比如城市化的新市民问题，当你认识到城市化就是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也就找到了这个“临界点”。

再比如制造业“用工荒”的问题，企业推行机器换人，并不完全是人口结构变化所致。过去工厂除了工作本身以外，还是一个社交场所，工人们休息时会聚堆儿聊天。现在工厂的自动化程度高，工作环境与以前截然不同，两个人相隔几十米上百米，扯着嗓子说话对方都听不清。很多年轻人宁可去送快递，也不想进工厂，这也变相促进了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苏曼丽：民生确实是经济报道提高关注度和吸引力最重要的发力点，其实每一个老百姓都身处于经济当中，从这一点讲，经济新闻具有非常强的群众基础。菜篮子、票子、房子、车子哪个不是跟老百姓息息相关的话题。一是要善于发现，发现民生领域的经济选题，二是要善于用耳熟能详、通俗易懂的表达方式。与此同时，作为媒体我们还可以多关注一些经济发展所衍生的侵害老百姓利益的经济乱象。

谭树森：从民生视角切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操作手法。民生主要的话题就是就业、住房、教育、养老等，我们怎么比较巧妙地介入，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表述出来。比如住房，现在的廉租房，如何很好地解决新市民的住房焦虑。从这方面介入能够比较好地讲出一些故事来。

就业毫无疑问是最大的民生问题。比如，有一个人大代表是苗族的，原来她在广东打工，回到贵州苗寨以后做苗绣，带动了一帮姐妹，这是新华社的一个报道，看完之后我觉得报道做得好，印象也非常深，类似很多这样的例子，值得我们做经济报道的时候吸收借鉴。

王涛：经济报道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民生才是最大的选题。现在很多选题很难严格区分专业还是民生，而是同时兼具专业和民生的属性。比如我们经常讲的菜价、房价、油价这些价格，专业上讲叫CPI，民生上讲就是物价。

经济选题提高关注度和吸引力，一是要切中老百姓的关切点，二是表述上要通俗易懂。

举个例子，前几年在推房贷利率和LPR挂钩，LPR是什么，实质上是一种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机制，形成市场参考定价的基准。这具有相当的专业门槛，但又切切实实关系到千家万户，因为会影响房贷利率的高低。对于专业用户可能只需要报一下数据即可，但对老百姓而言，需要转换一下，帮他做个简单的测算，画个对比图，告诉他房贷到底是少还了、还是多还了，这样更直接，更有效。

专业报道和民生报道虽然会有交叉，但需要有不同的话语体系。比如做银行报道，专业报道会更关注这家银行的ROA、NIM等指标，而民生角度可能会关注银行要收取小额账户管理费之类的问题。

因此，民生类经济报道要做的工作是把关系老百姓切身利益的事情，用最通俗的白话、案例、图表等形式表述出来，有时候需要个“翻译”的过程。

由于经济报道具有较高的专业门槛，如何在提高专业性和增强可读性之间平衡好，避免陷入“内行不屑看、外行看不懂”的尴尬境地？

刘荒：从事经济报道的记者、编辑乃至媒体老总，要有足够的理论功底。传统主流媒体经济报道的短板，主要是采编队伍知识结构陈旧和专业能力不足，当然也有一些体制和机制方面的共性问题。

一些记者缺少系统的经济学训练，对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基本原理和底层逻辑认知不够，不了解微观市场主体的运作规律和特点，导致经济报道泛政策化——简单图解政策内容，缺少经济现象背后的内在逻辑。有的经济报道如果将文件内容去掉，通篇文章就只剩下一大堆形容词和副词。

由于自身专业能力不足，他们大多不敢触碰经济热点和难点问题。随着经济报道被更多赋予营造舆论氛围、稳定市场预期的重任，以政策宣传和成就展示为主的经济报道成为主流，而直面矛盾与问题的调查性报道显得稀缺和可贵。

经济报道光靠“铿锵有力的口号式排比句、通篇都充满隐喻的双引号”是不行的，要真正达到“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成效，同样离不开专业能力支撑。或许，这也是我们经常会感到本领恐慌和压力过大的根源所在。

经济报道要坚持新闻真实性原则，尤其经济下行时期，是高举高打藐视困难，还是问题导向寻找办法，就变得非常重要了。成绩说够更要问题说透，服务大局不是人为做局。毕竟稳定市场预期要靠理性。

从20世纪90年初，我开始参与东北经济振兴的报道，主基调是寻找亮点，提振信心。转眼30年过去了，按照传统主流媒体的宣传报道阵势和内容看，东北经济早就振兴了，但“异彩纷呈”的报道并未改变东北经济仍在低谷徘徊的事实。

显而易见，不从根本上解决东北地区体制性、结构性和资源性的深层次矛盾，仅靠新闻报道来营造氛围和稳定预期，非但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搞不好还会损害媒体公信力。

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之一。而在一些经济报道中，“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这句话，却被分割成两句了，好像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方式，不是弥补而是替代失灵的市场。

至于在提高专业性和增强可读性之间如何平衡，我认为根据分众化传播趋势，按照受众需求分类是方向：一类面向专业人群，一类面向大众传播，构建不同层次的舆论场。当然，这并不妨碍媒体解决经济报道的贴近性、通俗性等问题。

潘圆：由此我想到“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这个话也适用于经济报道。经济报道有门槛、有专业性，不管你怎么写，它也不会像娱乐新闻那么热闹。

我刚开始做经济报道时，经常有人说，你们写的专业报道，要让买菜的老大妈都看得懂。这当然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但其实是不切实际的。

因为经济的面太广、经济报道的概念太宽泛，涉及庞大的产业以及投资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资本市场的报道，能看懂的老大妈，一定是对资本市场非常关注的老大妈，而且可能是一个资深股民。不同的报道对应不同的受众，我们不能希望对股市没兴趣、通常只是买买菜的家庭妇女一定要看得懂资本市场的报道。而且过于极致的可读性追求可能会加剧“专业人士不爱看”的局面。

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根据不同的需求分层次报道。面向更广泛读者群的尽可能通俗，面向专业人士的尽可能专业。

而且不同性质的媒体要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我们的主要受众是谁，要根据受众需求不同，提供不同的产品。为此，我们不能太过追求流量，流量多少不是考察专业报道影响力最重要的指标。

对于央媒和自媒体，公众的需求明显不同，自媒体定位的人群更加细分，他们的受众可能需要更加垂直细分市场的内容，并且受众对他们产品偏差的容忍度高。而对于央媒，受众更希望从这里获得权威信息，从这个意义来讲，央媒的经济报道，多数是一种泛经济类的报道。即使有细分行业的报道，也不可能太过垂直细分。我们要更多地考虑对受众的引导。一句话，我们不只要告诉受众想知道的，还要告诉他们应该知道的。

不同的时代，对于通俗化的表达有不同追求。有传统新闻教科书里的规范。比如我们写每年浪费多少粮食，如果只是一个数字，可能公众感受不深，但如果把这个数字换算一下，说这些浪费的粮食可以养活多少人，就会具像很多。

另外，移动互联网时代，新媒体的传播手段越来越丰富。比如说我们做经济报道都面临数据解读问题，相比用文字来分析，通过图表的演绎可能更直观，更加适合大众了解，视频也一样。短视频时代的信息传播更直观。所以我感觉借助这些新媒体手段，经济报道可以被更多人所接受。

这两年我们两会时都会推出“数说”版，就是一种可视化的尝试。通过对每年经济发展、两会重要数据的梳理，从中寻找数据之间的逻辑关系，并借助图表、版式设计，进行可视化呈现，其实也是一种增强经济报道吸引力的方式。

结合我工作中的体会来说明，对经济报道“内行看和外行看”这个矛盾的思考。

首先，我们要针对不同媒体的定位来思考这个问题。我们是服务什么样的人群？他们的需求是什么？这决定了你的专业性能走多远、你的表达方式是什么样。

其次，要结合自己的资源状况来看。经济报道包罗万象，而中央媒体经济部门的人力有限，有限的记者要面临非常多的条线，这也决定了我们的报道不可能达到一些垂直类媒体的深度。

当然，在经济报道的可读性上，我们有许多工作要做。比如学习新媒体技术以及提升自身专业能力等。比如我们现在理财群体越来越年轻化，00后、90后很多人很早就开始做理财了，这就是时代的变化。年轻群体经济知识水平有了巨大提升，这会给经济报道带来更大的空间。

孙扶：经济报道虽然有点儿门槛，但包括专业财经媒体在内，大多数财经媒体在做的，还是大部分人能看得懂的财经新闻。当然，有一些特别垂直细分的领域，比如说债券新闻，可能大部分人看不懂，但它们的目标受众也不是大部分人。所以我觉得，这不是需要我们太操心的问题。

经济新闻专业性和可读性之间平衡的一个桥梁，应该是解释。从某种意义上说，财经新闻本身就特别注重解释性。

比如讲GDP，可能都要解释一下，它到底指的是什么。写到万科，也要加一个定语，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这已经成为财经新闻写作中的一些基本守则。再进一步，很多财经事件，解释一下，就是新闻。比如说今天股市大跌了，你能解释一下为什么大跌？一季度GDP增速4.8%，到底意味着什么？很多人并不清楚，4.8%这个增速是高还是低，好还是坏。其实这个数据还是不错的，但很多人可能觉得离5.5%的年度目标还蛮远的，可能会觉得比较差，这就需要我们的经济报道来解释，告诉读者，它到底意味着什么。

经济报道能把这些问题解释清楚，我觉得已经不容易了。很多时候，解释的价值被低估了。隔行如隔山，哪怕是做债券新闻报道，可能做房地产债券的人，都不了解煤炭行业。

所以说，我们的财经报道或者说经济报道，不要只盯着所谓的这一行里面最领先最懂的人，而且即便是这部分1%的读者，也可能从你的报道中获得资讯价值，而99%的人可能获得的是知识价值或者解释性价值，这同样能彰显报道的价值。

苏曼丽：如何在提高专业性和可读性上平衡报道，一是记者要提高“翻译”能力。对于所有媒体记者来讲，我认为经济新闻的媒体从业人员，整体的素质要求是相当高的，它不仅要求有新闻报道能力，还必须得懂经济常识，还得能看得懂财报进行财务分析。

首先就是有没有能力把复杂的财经新闻事件翻译成大家能够听得懂的表述，通过创新表达形式传播给受众，这其实考验的是一个记者，以及一个媒体的专业素养。

所以我们一直要求跑口记者，应该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你不仅是把公司、部委、市场的信息原封不动地传递给受众，而是面对专业问题有翻译能力，通过你自己的理解让更多的受众明白你到底写的是什么。

第二个要问我们的受众是谁？

我们不能期待一款产品包打天下，不能期待一篇稿子，B端也喜欢，C端也喜欢，这种报道是非常少的。比如上市公司的财务报道，不可能让一个不懂股票的读者有兴趣读，或者能读懂。我们面对不同的受众，需要用不同的产品去满足其对经济报道的诉求。

比如这两年兴起的短视频，我觉得对于经济报道来讲，视频其实是一种降维表达，因为视频的门槛更低，它的受众会更下沉一些。一些非常专业的经济报道图文表达则更具优势。

王文志：我在写一些专业性比较强的稿件时，比如财经类报道时，会面临很“痛苦”的状态：因为我面对的采编链条上的同志可能擅长的不是财经领域，他往往就看不懂你写的内容，比如“计提”“折旧”这些术语，更有意思的是，曾有编辑把“董秘”给我改成了“董事长秘书”。

以往的经验告诉我，我写的很多专业财经报道，目标读者群是可以看懂的，领导同志是可以看懂的，只是我们有些人认为他们看不懂而已。为了能够把报道做得更专业更准确，我认为包括我在内的记者、编辑等采编环节都应该加强专业知识的培训和学习。

谭树森：根据我个人从事经济报道的经验，我觉得经济报道的专业性和可读性（或者叫大众化）之间，怎么样做好平衡，这是一个总体要求。具体到某一个细分领域，因为每个财经媒体的定位不一样，每个媒体对自己的定位也有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对于专业性和可读性的要求，也不一样。

另外从“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来讲，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到现在，让内行看得懂，对于经济报道来讲显得更加重要，这成为做好经济报道的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如果经济报道老讲外行话，甚至逻辑不通，就会失去公信力，引导力和影响力也就成了缘木求鱼。

再一个就是经济报道要做得好看，通过讲故事的方式会事半功倍。当然，要讲得出故事来，必须要有采访，而且你要有很好的专业知识，才能够掰开揉碎讲给别人，这确实是比较高的要求。一些严谨的自媒体人讲故事的方式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还有就是经济报道的范围很宽，我觉得在专业性报道的基础上，进行内容产品化，是一条可行的路径。我们国家有差不多2亿股民，他们的文化水平普遍较高，而且随着更多年轻一代散户投资者的加入，文化水准会越来越高。

王涛：这是个始终伴随经济报道全过程的问题。我认为无论在哪个领域，专业一定是有门槛的，否则就不能称之为专业，本质上而言，专业性和可读性之间是冲突的，我们可以做一个极端的假设，如果报道提升到学术论文的水平，那么受众群体会急剧收窄，就会失去大众传播的可能，而如果一个经济报道完全不需要费脑子，那么它存在的价值在哪里？

经济报道始终在这两个目标上寻找平衡点，力求达到兼顾，但我并不认为应该把二者对立起来，二者看似矛盾，但其面对的群体是分层的，认知不同、需求不同、专业不同。

如何在提高专业性和增强可读性之间平衡报道，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媒体的定位。都市报的经济报道更加着眼于民生视角，财经类媒体的报道更加关注财经维度，而垂直类报刊或期刊则更加深入到专业属性。因此，经济报道的平衡点在哪里，取决于媒体自身的定位，有所得必然有所失，任何单家的媒体都无法做到兼顾所有人的需求。

比如，新华财经作为国家金融信息平台，关注固收、外汇、资本市场、商品期货等专业市场，我们就必须更加关注专业性的问题，因为我们服务的人群或者目标人群就是金融市场的专业人士。

专业报道没那么热闹，天然缺乏流量，即便是中行原油宝这种事件，大家关注更多的也是其社会属性，很少有媒体去拆解其背后的专业问题，包括产品设计、法律制度安排、交易规则改变等，有时候专业报道需要坐“冷板凳”，但这正是其专业价值所在。

另外，因为社会的进步，整体的认知水平、专业水平也在逐步提高，因此专业门槛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以往我们刚开始在报道CPI的时候一定要解释，而现在这个动作就显得多余了。

所以，我认为不需要纠结于“内行不屑看、外行看不懂”，只要关注好服务的群体，满足定位需求即可。（本次圆桌研讨系嘉宾刘荒提议，并由刘荒和王文志提供具体议题，特此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