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前线的新华社记者

万京华

今年10月，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上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为做好抗美援朝的宣传报道工作，新华社先后派出和调配了50多名记者、编辑赴朝，并组建了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及其分支机构。在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上，新华社记者深入战斗前沿，与志愿军战士同甘苦，共患难，采写了大量有影响的新闻报道，有力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热爱祖国、参加祖国建设的热情，推动了抗美援朝斗争的进程，在新中国军事新闻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义无反顾奔赴朝鲜前线

1950年10月初，新华社决定派刚从三野总分社调到总社军事组的记者陈伯坚到丹东采访，总社陈克寒社长找他谈话时，说由于形势的发展要派他到东北边防部队。10月12日，陈伯坚从北京启程经沈阳前往丹东，到刚刚组建的志愿军政治部报到。10月中旬，他跟随彭德怀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领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西线战场，成为首位随志愿军入朝采访的新华社记者。11月中旬，新华社军事记者林麟、李耐因、徐熊随三野九兵团入朝，进入朝鲜东线战场。这几位记者是最早奉命随军入朝的一批新华社记者。

1951年1月，新华总社根据形势发展需要，特派总社国内部军事组组长普金到朝鲜，建立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志愿军总分社社长由志愿军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李唯一兼任，普金任专职副社长，全面负责总分社的报道和日常工作。与普金同时入朝的还有军事组编辑夏公然和邓蜀生。志愿军总分社建立后，邓蜀生留任编辑，夏公然下部队采访。志愿军总分社的建立，是新华社朝鲜前线报道工作逐步走向健全体制的开端。

此后，新华社总社、地方分社、军队分社等陆续有很多记者、编辑及其他工作人员被抽调或随部队到朝鲜前线参加新闻报道工作。如1951年2月初，新华总社从华东抽调军事记者阎吾、王玉章、纪兆璞（赵普）、路云、尤璐（尤路）到朝鲜前线，随军采访。2月中旬，由兵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李希庚兼任社长的新华社19兵团分社随部队入朝，分社记者有韩庆祥、史立成、何日红、张涛、冶峰。5月中旬，由兵团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穆欣兼任社长的新华社3兵团分社随部队入朝，分社成员有李翼振、张结、石峰、谢芝麟。6月上旬，新华社20兵团记者组组长李方诗，记者徐孔、李犁随部队入朝。同月，总社国内部编辑高向明（女）入朝，任总分社秘书兼编辑。8月，新华总社从全国各地调来一批记者到志愿军总分社工作，分别有华东的周沙尘、丁德润、朱承修，中南的何友、高健飞，西北的刘尔宁、郭普民，华北的邓立、许志林以及总社业务部门的曾思明（童生）、田为本等。11月，总社增派戴煌、王殊、姜庆肇入朝，充实总分社记者队伍。1952年8月，总社抽调于逢源、苏群等到志愿军总分社工作。抗美援朝期间先后入朝在志愿军总分社及其分支机构工作的还有刘鸣、殷步实、崔佳山、刘紫池、汤洛、成一、丁固、华敏、许复已、林脉、吴憾、胡修亚（女）、宫铁山等。志愿军总分社及其分支机构的工作人员还包括报务、译电、校对、资料、行政后勤、朝语翻译等。

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部分记者在朝鲜战地合影

在战争环境的特殊条件下，志愿军总分社的编辑部一直都非常精干，通常只有一个副社长和采编主任，编辑仅有1-3名。另外，除了报务、译电人员，只有很少的勤杂人员。志愿军总分社领导除了组织指挥报道、审发稿件外，还亲自编辑稿件和撰写战报、军事述评等。

朝鲜战场的环境是十分艰苦和危险的。志愿军总分社的编辑部常年设在阴暗潮湿的山洞里，由于洞内“嘀嗒嘀嗒”不停地渗水，被大家戏称为“水帘洞”。后来在山洞外搭起了一座简易的棚屋，编辑部平时在棚屋内办公，遇有敌机空袭时就进山洞里防空。总分社办公地点附近曾几次遭到敌机的轰炸和扫射。有一次敌机投下的炸弹就在附近几米处爆炸，屋内的烛火被气流震灭，稿件被震飞，总分社编辑丁德润、朱承修收拾好稿件进山洞隐蔽时，再次轰炸崩起的泥土石块纷纷打落在他们身上。轰炸过后，编辑们很快又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

志愿军总分社在各兵团设有分社或记者组。为加强对一些重要问题、重要战役、重点区域的宣传报道，志愿军总分社还先后成立了战俘问题报道组、反细菌战报道组、后勤记者组、上甘岭前线记者组、东海岸记者组、西海岸记者组、开城记者组等。

深入采访不惧艰难险阻

志愿军总分社的记者经常深入部队、到战争第一线采访，他们忍饥耐寒，走过雪岭冰川，冒着敌机轰炸、冲过战火硝烟的封锁线，和志愿军战士同甘苦、共生死，写出了很多有血有肉、具体生动的报道。

很多前线记者在深入前线采访的过程中都曾遭遇到各种各样的艰险。李耐因在一次夜过广城岭的时候，由于天黑林深，道路难辨，他和交通员只好沿指挥部通往前方的电话线走，电话线有时搭在矮树枝上，有时拴在突出的岩石上，有时掩埋在雪下，非常难找，在零下30-40摄氏度的高山上，北风萧萧，白雪茫茫，远处炮声隆隆，他穿着一双大约有三斤重的鞋底有铁钉的圆头毛皮靴，在冰雪路上跌了不少跟头，下山时由于路太滑了，他干脆把鞋脱下来挂在肩头，脚上穿着布袜再裹上毛巾继续往前走，没想到在一个崖坎处又摔了一跤，皮靴从肩上甩了出去，滑落深谷不知去向，只好一直坚持到山下后勤部队的一个供应点，才领到新的棉鞋、毛巾和棉袜。阎吾在一次随军行动中，部队与敌遭遇，战场上的指挥员英勇牺牲，此时敌军向我军扑来，而我方却暂时失去统一指挥，情急之下，有战士看到记者身背望远镜，误认为他就是指挥员，请求他下命令投入战斗，由于记者了解敌人的情况和部队整个作战意图，坚信把这股敌人击退，就会为后续大军打开胜利通道，于是毅然指挥部队投入了战斗，战士们组成战斗小组向敌军冲杀过去，抢占了山头阵地，接着他又向部队首长报告了战场的最新消息，大部队迅速赶来，一举取得了歼灭敌人的胜利。

在朝鲜战场上，新华社每一个赴朝的同志都经历了苦与累、生与死的考验。郭普民，1951年8月赴朝鲜任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记者，在赴总部途中遭美机空袭翻车，入朝不到24小时的便不幸牺牲，年仅26岁。高健飞，1951年8月赴朝鲜任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记者，9月25日在去开城工作途中因翻车事故不幸牺牲，年仅24岁。刘鸣，1952年6月赴朝鲜任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记者，1952年8月2日，他在位于坑道式防空洞内的我志愿军西线某师前线指挥所的值班室伏案写稿，此时一架敌机飞过该地上空，并投下6枚炸弹，其中一枚炸弹在洞顶爆炸，防空洞顿时垮塌，洞顶的土块、石块倾泻而下，刘鸣在爆炸中牺牲，烈士的鲜血染红了衣衫，染红了身边未完成的稿件，牺牲时年仅28岁。周斯杰，1953年7月赴朝鲜任军事停战委员会志愿军代表团助理记者，8月4日，他随联合观察小组第十组我方组员去东海岸江亭村军事分界线与对方组员会晤，途中我方一辆卡车触地雷被炸毁挡在路上，导致后面朝中组员乘坐的车辆无法按时赶到会晤地点，于是有几个人乘坐前面带路的一辆吉普车先行前往，周斯杰本来不在那辆吉普车上，但他为了尽快前去采访和了解情况，在车子开动的时刻跃身跳了上去，车子开出百米左右触雷爆炸，周斯杰不幸牺牲，年仅25岁。此外，新华社在抗美援朝时牺牲并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的还有丁明、樊勋龙、马自亮。

新华社编采人员通过在朝鲜战场和停战谈判期间的工作实践，经受了考验和锻炼，提高了新闻业务水平，特别是学习、掌握了关于现代战争和国际报道的知识与本领，其中一些人员后来被派往新华社的驻外分社，走上了国际新闻报道的工作岗位。在朝鲜战场上，新华社很多同志都因为在工作岗位上的突出表现而立功受奖，1953年7月31日，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决定给予长期战斗在朝鲜半岛上的志愿军军事、政治、后勤等各方人员以崇高荣誉，分别授予勋章和奖章，新华社有100多位记者、编辑和报务、机要人员获得朝鲜二级国旗勋章、三级国旗勋章和军功奖章。

积极报道频出佳作名篇

朝鲜战争是一场异常复杂并且举世瞩目的战争，新华社朝鲜前线的新闻报道任务也是非常艰巨的，不仅要做好对国内的宣传，而且要面向全世界，照顾到世界范围内读者的要求，根据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做出正确的分析判断。为此，志愿军总分社要求记者要深入部队调查研究，提高政治意识和大局观念，提高写作能力，加强自我思想改造，努力把朝鲜战争的报道工作做得更好。

国内报纸刊登的新华社朝鲜前线部分报道的版面

新华社朝鲜战场新闻报道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充分报道了朝鲜战争的战场形势和重大战役、战斗的情况，报道了我军在战争多个阶段的重大胜利；二是充分报道了志愿军部队指战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昂扬斗志和深厚的爱国主义思想；三是充分报道了志愿军同朝鲜军民休戚与共、并肩战斗的国际主义友谊；四是充分报道了朝鲜战场上涌现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业绩；五是坚决揭露了侵略者在战争中的暴行。新华总社和志愿军总分社要求前线记者要多写短小精悍的作品，多写事实，多写典型，能精确地、及时地、大量地作报道，还要加强调查研究，及时发现新情况、新问题，采取多种新闻形式进行报道。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51年和1952年两年中，志愿军总分社就共向总社发消息、通讯、述评约1000篇，平均每月发稿40多篇。很多报道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如上甘岭战役报道，黄继光、杨根思、邱绍云、罗盛教等英雄人物报道等。

1950年11月25日新华社播发了陈伯坚采写的战地通讯《在朝鲜战场上的中国人民志愿部队》，通讯的开头引用了流传在志愿军战士中的一首关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小诗。著名音乐家周巍峙看到《人民日报》上刊登的新华社记者的这篇报道后，很受感动，当即为这首诗谱了曲，后来定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这首歌很快在国内广为传唱，并成为抗美援朝战争中一首最具代表性和象征意义的歌曲。

1950年12月24日，新华社播发了本社记者发自朝鲜北部的新闻通讯《不朽的杨根思英雄排》，报道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三连连长杨根思抱着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的英雄事迹。随着这篇通讯的播发，杨根思的英雄事迹很快在国内外传播开来。后来，在拍摄电影《英雄儿女》时，导演和编剧对志愿军英雄王成牺牲的细节进行具体构思时，部分取材于杨根思的事迹。在朝鲜战场上首次对外报道杨根思英勇牺牲事迹的，是时任九兵团20军《先锋报》和新华支社记者的华敏。据华敏回忆，杨根思赴朝之前就是战斗英雄，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作战部队，多次立功获奖，在入朝之前，华敏就曾采访过杨根思。杨根思牺牲前，华敏正在他所在的部队采访，两人还交谈过。听说杨根思壮烈牺牲的消息，在悲痛之余华敏意识到应该马上投入采访报道，深入部队了解情况后，他很快写好了一篇1000多字的通讯，除在部队《先锋报》头版刊登外，还同时发往兵团分社，再由志愿军总分社发往新华总社。这篇通讯经总社播发后很快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受到了广泛关注。杨根思后来被追授特级英雄、特等功臣的最高殊荣。由于对杨根思英雄排事迹的出色报道，兵团党委于1952年11月20日给记者华敏记三等功一次。

1952年2月4日，新华社播发了本社记者戴煌发自朝鲜前线的新闻通讯《不朽的国际主义战士》，报道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侦察队文书罗盛教舍身抢救落水朝鲜少年的英雄事迹。据戴煌回忆，他采写罗盛教的报道，是由志愿军总分社副社长普金安排部署的，罗盛教所在部队的驻地位于一百几十里外，路上到处冰天雪地，非常难走，戴煌一路辗转，翻山越岭，于第二天夜里到达部队驻地。通过细致的采访和调研，采写了一篇通讯，经志愿军总分社编辑朱承修初编又经过副社长普金改定，题目定为《不朽的国际主义战士》，用特急电发往北京新华总社。经新华社播发后，很快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罗盛教的报道后来还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

1952年10月开始的上甘岭战役，是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进行的最为艰难的阵地对攻战。新华社在上甘岭战役报道中投入人力之多，发稿量之大，也是空前的。志愿军总分社在这次报道工作中，采取了电台推前、记者集中使用、有计划地指挥采访等方法。从10月下旬到12月下旬，志愿军总分社向总社发回60篇有关上甘岭战役的稿件。12篇通讯受到总社通报表扬。上甘岭战役报道中宣传了许多志愿军英雄人物的事迹，特别是由记者石峰、王玉章采写的《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黄继光》和通讯员郑大藩采写的《伟大的战士邱少云》两篇稿件，分别报道了黄继光用身体堵住敌人正在发射的枪眼和邱少云为执行潜伏任务在熊熊烈火中牺牲的事迹，在人民群众和部队中引起很大的反响。这次报道除了战报、军事评论和综合性的战斗通讯外，还有步兵、炮兵、高射炮兵、通信兵、后勤工作、朝鲜人民、敌军俘虏等多方面的新闻通讯，全面、生动地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报道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上甘岭战役中英勇顽强、机智灵活的战斗情景。总社于1953年2月9日发出《对上甘岭战役报道的意见》，对上甘岭战役报道作了充分肯定，认为“在人民群众和部队指战员中起到了很大的鼓舞和教育作用”。3月27日，总社通报表扬了在上甘岭战役中积极完成报道任务的志愿军总分社记者组。记者组共八人，组长陈伯坚，记者有李翼振、石峰、张结、路云、王玉章、姜庆肇、曾思明。

新华社在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新闻报道工作的，除志愿军总分社外，还包括平壤分社，以及在开城谈判期间参加我方代表团新闻处工作和中国记者团的人员，还有从事对外、摄影报道的同志等。1951年和1952年，总社特派记者华山曾先后三次到朝鲜前线采访，写出了《万里纵横到处家》等脍炙人口的通讯名篇。除了朝鲜战场上的军事报道外，新华社还播发了大量评论和述评，有力揭露了敌方对停战谈判和遣返战俘解释工作的破坏、阻挠，以及虐待战俘等情况，充分体现了我方的政策和策略，在国内外产生了强烈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