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归国人员对新华社抗战宣传的贡献

万京华 雒悦

在新华社历史上，海外归国人员是表现较为突出的群体之一。他们当中有些是在国外出生长大的华侨，有些是从海外学习归国的留学生，受教育程度和业务水平较高。早在新华社前身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在瑞金和陕北工作的时期，就先后有一些从海外归国的人员曾经担任过该社负责人或参与编辑、翻译等工作。全面抗战时期，新华社的组织和业务迅速发展，在国内外的影响日益增强，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抗战宣传的中流砥柱。此时，不少从海外归国参加抗战的青年先后加入到新华社工作中来。这一时期，在新华社工作的具有海外学习和生活经历的人员中，既有社领导，也有普通的翻译、编辑、记者等，他们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无私奉献，不畏艰险，为新华社的抗战宣传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新华社事业发展的开拓者

全面抗战时期是新华社事业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先后担任过新华社负责人的廖承志、李初梨、沙可夫、博古，都曾有过海外学习和生活经历，他们既是新华社抗战宣传的领导者，也是新华社事业发展的开拓者。

廖承志是新华社艰苦创业的开拓者和外电翻译工作的奠基人之一。他是广东惠阳人，1908年出生于日本东京，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日本、德国、荷兰、苏联等国学习、工作过。在长征途中，红四方面军电台曾抄收外国通讯社播发的新闻电讯供有关方面参考，由于廖承志通晓多国语言，他当时为“新闻电台”做了很多翻译工作。1936年底，廖承志在陕北保安参加了红中社的工作，主要负责外国通讯社电讯的翻译，包括日本同盟社、苏联塔斯社、法国哈瓦斯社等，同时他还参与编写广播稿和撰写评论。1937年1月，党中央由保安迁到延安，红中社也随之迁到延安，并更名为新华社。初到延安时，新华社工作人员仅有3名，廖承志即是其中之一。不久，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成立，廖承志任秘书，仍领导新华社工作。1937年10月起，廖承志受党派遣，先后在上海、香港和广东等地开展抗日工作。1946年7月，廖承志又被中共中央任命为新华社社长，带领新华社实现了从延安到太行、西柏坡的战略转移，直至进入北平后，1949年6月才离开新华社。

1937年10月廖承志离开延安后，新华社的工作先后由李初梨、沙可夫主持，他们也都曾留学海外。出生于1900年的李初梨，原名为李祚利，是重庆江津人。他于1915年赴日本留学，1927年回国后从事革命文学活动，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上海闸北区委宣传部长等职。1937年11月，李初梨离开延安赴西安工作，沙可夫接替李初梨主持新华社的工作。沙可夫的原名是陈维敏，别号微明，1903年生于浙江海宁县。他在1926年留学法国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回国后，他曾于1933年初负责红中社工作近一年时间，后因病到上海休养，抗战全面爆发后又由上海到延安。其后，中共中央委派沙可夫等人负责鲁迅艺术学院的筹备工作，鲁迅艺术学院于1938年4月10日在延安成立，沙可夫调去任副院长。

从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到1938年4月间，新华社负责人更迭较为频繁。当时，新华社在延安的规模还不大，主要担负编译中外电讯和编辑广播稿的工作，还编辑《新中华报》和《今日新闻》《参考消息》等报刊。新华社抄收编译的国内外电讯是当时边区获取新闻信息的主要来源，为党中央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毛泽东对新华社收译电讯的工作非常重视，每晚都要看新华社当天译出的电讯稿，经常在电讯稿上圈圈点点，做出批示。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新华社当晚抄收到有关消息，廖承志立即安排向仲华和左漠野将此情况以及消息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完消息之后，要求新华社继续抄收这方面的消息，不要遗漏，有什么消息，随时送来给他看。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新华社即受权播发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及时传播了党的声音和主张。

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的博古，是革命战争年代新华社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社长。博古原名秦邦宪，1907年出生于江苏无锡。1925年进入上海大学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10月，博古经中共中央批准后，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毕业后还留校工作了一段时间。1930年5月回国，他先后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等。

博古曾先后两次担任新华社社长。1937年初，他的主要职务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不久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在此期间他还兼任新华社社长，红中社在延安更名为新华社就是由他宣布的。1941年5月《解放日报》在延安创办，博古任社长，同年11月又兼任新华社社长，直到1946年4月牺牲。这段时间，是他领导新华社较为集中的一个时期，也是新华社业务发展较快的一个时期。

此时，在博古领导下，新华社的业务建设取得了不少突破性的进展，主要包括：1、根据中央要求和指示，新华社逐步把具有全党、全军和全国性质的重大新闻的发布权集中到总社，统一了各根据地的新闻广播。2、加强总社对各地新华分社的业务指导和管理，使抗日根据地新华分社的组织和业务建设得到进一步发展，初步形成了遍布各根据地的新闻通讯网。3、加强对外宣传报道，新华社于1944年9月1日正式开播英文文字广播，定向美国旧金山，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闻机构第一次通过现代无线电通信技术面向国外播发英文新闻。4、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于1945年抗战胜利前后恢复播音，及时传播了抗战胜利的消息，大大提振了我军民的战斗士气。5、新华社通信技术事业得到显著发展，于1943年成立了电务科，收讯、广播、通报等技术工作不断加强。6、抓作风，改文风，在实践中培育了党的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建设了一支具备新闻业务能力和战斗力的新型队伍。与抗战初期相比，新华社的机构、人员和业务范围等方面在抗战胜利时都有较大发展，成为解放区新闻事业的神经中枢和在国内有地位、有影响的通讯社。

1946年2月，博古到重庆协助周恩来参加宪法草案审议工作，4月8日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而遇难。对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而言，博古的牺牲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当时的解放日报总编辑余光生、解放日报副总编辑艾思奇、新华社副社长陈克寒曾撰文写道：“对于我们从事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的人们来说，是丧失了一个最有权威的指挥官和亲密的战友。”

延安《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同属一个编委会管理，两社一起驻在清凉山上，业务紧密结合，又各有侧重。先后担任延安《解放日报》总编辑的杨松、陆定一、余光生，也都有过在海外学习或生活的经历，他们在编委会中参与了对新华社工作的指导。余光生在1946年博古牺牲后任解放日报社和新华社代理社长兼总编辑。

二、新华社抗战新闻编译队伍的骨干

由于每天需要编译大量外文电讯稿，因而在抗战时期的延安，新华社是外文干部较为集中的文化单位之一。海外归国人员的外文水平一般都较好，他们当中不少人很快成为新华社新闻编译队伍的骨干。抗战全面爆发后，从海外归国并长期在新华社从事编辑和翻译工作的人员主要有丁拓、陈龙、王唯真、沈建图等。

丁拓，原名丁永尊，1918年出生于福建省古田县。幼时随父母到北婆罗洲沙捞越（今属马来西亚）其祖父处。17岁时赴日留学，在日本东京法政大学读书。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毅然返回祖国，参加抗日救亡斗争。1937年11月进入陕北公学学习，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丁拓调到新华社工作，担任日文翻译。在当时工作条件极端艰苦的情况下，他积极努力地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每天工作达十五、六小时，翻译近万字。1941年丁拓担任了新华社译电科科长。由于他的工作成绩出色，多次被选为代表参加大会，包括中央直属机关于1944年12月召开的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1945年1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会议等，并获得了甲等模范工作者奖状，该奖状是由毛泽东亲笔签名的。丁拓刚从日本回国的时候，曾联系了远在沙捞越的家里人，父亲多次催促他返回南洋的家中，并提出送他到英国留学。丁拓回信给父亲表示自己的决心和理想：宁愿选择去延安抗日救国的道路，而放弃个人的前途和幸福。就这样，他和家庭断绝往来长达四十五年之久。

陈龙，原名陆振南，河南潢川县人，1916年出生在印度尼西亚一个华侨的家庭里。1935年回到国内，进入北平燕京大学学习，1936年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七七事变后，陈龙奉命赴延安工作。后进入陕北公学学习。1938年10月，到新华社担任英文翻译。由于当时延安技术设备落后，收下来的英文电讯错漏较多，编译起来颇为困难，被大家称为“天书”。陈龙硬是靠一本学生用的普通英文词典，把这些像“天书”一样难以辨认的英文电讯译了出来，并且在实践中努力摸索出了一套破译这些“天书”的专门本领。1941年陈龙担任了新华社翻译科副科长。由于延安当时没有电，陈龙就带领翻译科英译组的同志，除努力译好当天的英文电讯稿外，又集体承包了手摇马达的繁重劳动。有一次延安发大水，前来取稿的电台通讯员因水急无法过河，陈龙和丁拓都会游泳，他们俩一起跳入河里，一手举着稿子，一手划着水游过了河，保证电台及时地播出了新闻。

王唯真，1923年出生于福建泉州，是菲律宾华侨。少年时就参加了华侨地下党领导的学生救亡运动。七七事变后，他决定回国参加抗战，父亲起初因看他太小而不同意，在他一再坚持下，其父受到感动，亲自带他到香港，踏上回国抗战的征途。1939年8月，王唯真辗转来到陕北，进入安吴堡青训班学习。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8月，王唯真被分配到解放日报社任美术编辑，主要工作是绘制战争地图及美术插图。同年11月，被调到新华社翻译科英译组工作。后又调到广播科担任国际新闻编辑，负责编写国际军事、政治、外交方面的新闻及评论，以供文字及口语广播使用。当时广播科的工作都是在夜间进行，王唯真等人的工作环境十分艰苦。不仅多人共用一盏煤油灯彻夜工作，还要负责开荒种地、给手摇马达充电等重体力劳动。在工作中，他注意积累各种国际资料，加以分类剪贴，写笔记，做卡片，日积月累，逐渐培养出了独立观察分析国际事件及其发展动向的能力。由于出色的表现，王唯真于1944年被新华社评为“模范工作者”。

沈建图，原名庆琳，1915生于新加坡，祖籍是广东梅县。他从小在国外长大，后来又在香港求学和工作，曾就读香港大学，但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1938年，经廖承志介绍，沈建图从香港辗转来到延安，进入抗大学习，不久又随抗大分校去了晋东南地区。他于1939年加入中国产党，后曾在太行区《新华日报》（华北版）工作。1944年，他从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调到新华社，任英播部编辑，参加了新华社英文广播的创建工作。沈建图在工作中逐渐表现出较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和高超的业务水平。他曾把对英文广播编辑工作的体会总结为以下三点：1、从“团结自己，争取朋友，打击敌人”的方针出发，选择最重要、最有国际意义的新闻编发。2、译文要忠实于原稿，消息必须绝对准确。3、文字应清晰易懂，照顾读者的理解程度。沈建图后来一直坚持战斗在新华社对外新闻宣传工作主要领导岗位上，为党的对外新闻传播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1955年4月奉命参加万隆会议报道途中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事件中牺牲。

除以上这几位同志外，还有一些海外归国人员曾在新华社从事编辑和翻译工作。如抗战初期参加《今日新闻》编辑工作的孙亚明、陈雅光，担任日文翻译的徐南云，都是从日本回来的。徐南云在留学日本时为《申报》写过不少通讯。他们在新华社工作时间都不长。

三、在抗战烽火中经历锤炼的战地记者

在新华社的抗战宣传史上，有一群活跃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前沿的战地记者，他们英勇战斗，不惧艰险，为祖国的抗战事业和新华社的新闻工作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乃至年轻宝贵的生命。其中包括曾经身在海外却毅然归国投入中国抗日洪流的一些同志，如何云、仓夷、孔迈等。

何云，原名朱士翘，1905年出生于浙江省上虞县。曾在上海复旦大学学习，后到日本早稻田大学等学校求学。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何云毅然弃学回国，投入到抗日救亡的革命洪流中。他于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主要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革命活动。七七事变后，何云先后担任南京《金陵日报》、武汉《新华日报》编辑。1939年1月1日，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华北版）创刊，社址位于在山西省沁县后沟村，何云任社长兼总编辑。1941年初，新华社华北总分社成立，其前身是华北分社，何云又兼任华北总分社社长。当时，《新华日报》（华北版）与新华社华北总分社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在敌后的斗争环境中办报，条件是非常艰苦的，不仅物资极度匮乏，而且随时可能面临危险。在何云的领导下，华北《新华日报》受到根据地军民的欢迎，也赢得了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领导的高度评价。朱德总司令称赞说：“《新华日报》一张顶一个炮弹，而且天天在和日寇作战。”1942年5月，日军对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所在的太行山区进行了一次最残酷、最血腥的大“扫荡”。在此次反“扫荡”斗争中，《新华日报》华北版和新华社华北总分社共有40多人为国捐躯，何云也在反“扫荡”战斗中牺牲。刘伯承同志在闻听何云牺牲的消息后,曾为华北抗战损失了一武(左权)一文(何云)两员大将感到万分痛惜。与同在这次反“扫荡”斗·争中牺牲的左权将军并称为一武一文两员大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何云在华北抗战斗争史上的重要地位。

祖籍福建福清的仓夷，原名为郑贻进。1921年，仓夷出生于马来亚（现马来西亚）。1937年，他从新加坡回国参加抗战，几经辗转来到山西，参加了党的敌后抗战新闻工作，并于1940年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1年起，仓夷任《晋察冀日报》和新华社晋察冀分社记者。在此期间，他采写了《纪念连》《爆炸英雄李勇》等很多优秀的通讯特写。其中，反映冀中反“扫荡”斗争的作品《纪念连》在《晋察冀日报》上连载后，在晋察冀边区引起了轰动，受到冀中军区首长的嘉奖。仓夷还曾主编面向敌占区和游击区发行的小型抗战报纸《实话报》，该报紧跟对敌斗争实际，报道针对性强，内容丰富，形式灵活，文字生动活泼，受到读者普遍欢迎。抗战胜利后，仓夷曾于1946年间任北平《解放》报和新华社北平分社记者。从北平撤回解放区后不久，1946年8月他在采访调查安平事件途中，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于山西大同。仓夷虽然牺牲了，但却留下了大量优秀新闻作品，穆青曾这样评价仓夷的文章，指出它们“是革命战争年代的忠实记录，是一个新闻工作者不怕牺牲，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深入实际采访的结果”，“鼓舞边区乃至全国抗日军民的斗争”。

孔迈，又名孔东平，1919年出生于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祖籍广东普宁。1938年，孔迈偷偷离开父母，和几个同伴从荷属东印度苏门答腊岛出发，回到祖国。途经香港时，为表示自己献身祖国的决心，也为表达与父母不辞而别的歉疚，他在自己随身携带的一张7寸黑白照片背面写下一行毛笔字：“妈妈，把我献给祖国吧”，托朋友把照片转交给尚在苏岛的父母。孔迈辗转来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后进入陕北公学分校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他参加了抗大一分校巡视团，到达胶东地区。1943年时，他被调到胶东大众报社和新华社胶东分社工作，先后任编委、采访科科长、特派记者。他经常深入一线采访，不仅写下了《大泽山民兵地雷战粉碎敌扫荡》等具有影响力的新闻作品，还拿起相机拍摄了不少珍贵的照片，反映了抗日根据地的生产斗争和胶东军民坚持敌后抗战的英勇事迹。

当时，新华总社和延安解放日报社属一个编委会领导，共用记者和行政后勤机构。从海外归来从事新闻采编工作的，还有记者曾艾狄，他是马来西亚归侨。另外，从事行政后勤工作的张瑞书，之前曾远赴法国务工，且以法国共产党的身份参加过国际纵队支持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

四、结语

以上这些，仅是抗日战争时期在新华社工作的海外归国人员的部分代表，他们的个人经历和事迹，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无数爱国青年在国家危难时的情怀、担当与作为。在抗战烽火的考验与锤炼之下，这些从海外归国的同志与新华社其他同志一起，积极融入革命大家庭，努力钻研业务，克服面临的种种困难，以青春、热血甚至生命，在中国共产党抗战新闻宣传史上谱写了光辉壮丽的篇章。历史应铭记他们的不朽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