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隆会议与亚非记协的创建

万京华 王会

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亚非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中，对60年前召开的万隆会议给予高度肯定，指出这是亚非人民团结合作的一个里程碑。1955年4月万隆会议召开后，亚非民族独立与解放运动日益高涨，在此背景下，亚非新闻界积极响应团结、友谊、合作的万隆精神，着力推动建立第一个亚非新闻组织。8年后，以万隆精神作为政治基础的“亚非新闻工作者协会”（简称亚非记协，英文缩写为AAJA）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正式成立。中国记协一直是亚非记协的重要参与者和支持者，为亚非记协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运作筹备，八年始成

1963年4月24日，万隆会议举行8周年纪念日，第一届亚非新闻工作者大会在印尼雅加达召开，标志着亚非记协正式成立。其实，早在1955年亚非国家首脑万隆会议时，有的国家已提出成立亚非新闻工作者组织的想法，并具体研究相互合作的途径。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当时的国际新闻机构不是受控于西方发达国家就是受控于前苏联，不能真正代表亚非新闻工作者的利益、充分反映他们的呼声。借着万隆会议的东风，亚非新闻界加强团结、抵抗西方和前苏联大通讯社的要求更加迫切。1956年3月国际新闻学会在东京召开，印尼记者在会上提出召开亚非新闻工作者会议的主张。同年6月，第一次国际记者会见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参加会见的印尼、印度、中国、朝鲜、日本等亚非14国30名代表签名倡议召开亚非新闻工作者会议，建议由印尼负责发起。这一建议得到了当时印尼总统苏加诺的支持，当年10月印尼为此组成了筹委会。1960年10月，在维也纳巴登举行第二次国际记者会见，锡兰与印度代表倡议召开亚非记者座谈会，共有17国代表参加，一致同意推进亚非新闻工作者会议的筹备工作，推举锡兰（今斯里兰卡）和马里为秘书国。1962年8月，国际记协第五次代表大会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与会28个亚非国家代表又一次签名同意召开亚非记者会议，仍定由印尼记协负责筹备。在印尼政府支持下，印尼记协于1962年10月20日组成亚非记者会议印尼筹委会，由记协主席查禾多，秘书长沙迪亚·格拉哈和司库苏耶·哈迪三人负责。筹委会计划在1963年较早时候在印尼雅加达分别举行亚非记者会议筹备会和第一届全体会议。1963年1月初，印尼筹委会派出4个代表团分赴亚非一些国家争取对会议的支持，并商定出席会议的代表人选。

对召开亚非新闻工作者会议，新中国成立的全国性、全行业组织——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简称中国记协)，一直积极支持并参与，协助印尼等国家开展工作，同一些国家讨论涉及开会的各项问题。1960年11月与锡兰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会谈；1962年2月同日本记者会议负责人两次商谈亚非记者会议方针及有关事项；1962年5月同查禾多两次会晤，同意印尼记协提出的亚非记者会议基调及通过记者活动实现万隆决议的主张；1962年6月与印尼共机关报《人民日报》总编辑商谈筹办亚非记者会议事项；1962年9月与访华的印尼记协领导人商议，应允在会议经费、了解亚非新闻界动向及物色会议人选方面尽力支援；1962年11月与印尼共代表、中央委员苏吉普多会晤，并请他向印尼共中央转达中方对会议的态度；1962年12月致函朝鲜记者同盟，代邀朝鲜北方和南方记者出席亚非记者会议筹备会，以便他们组成统一代表团参加全体会议。同时，中国记协于1962年5月委任新华社驻雅加达首席记者沈定一为与印尼方面的联络代表；同年9月，通报中国驻亚非国家使馆与新华分社，请他们提供驻在国和有关国家新闻界情况，推荐驻在国参加筹备会和大会的记者，供印尼筹委会参考；同年12月，复函印尼同业，告知准备参加筹备会。中国记协作为亚非记协的主要发起者和后来的东道主，加强了亚非新闻工作者的团结合作，为亚非记协的创建、发展和维持起了重要作用。

在亚非广大新闻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亚非新闻工作者会议筹备会于1963年2月10日至15日在印尼雅加达召开，印尼、中国等14国记者出席。筹备会议草拟了大会宣言、协会章程和多项决议，同意成立以万隆精神作为政治基础的“亚非新闻工作者协会”，总部设在雅加达；决定同年4月24日仍在雅加达召开第一届亚非新闻工作者大会。

1963年2月，亚非14国记者代表在印尼雅加达召开亚非新闻工作者会议筹备会，新华社副社长邓岗（左三）、外事部主任李炳泉（右一）代表中国记协参加。

1963年4月24日，第一届亚非新闻工作者会议如期在雅加达苏加诺体育中心的体育大厦举行,来自亚非48个国家新闻代表团的197名成员与会。中国代表团由11人组成，团长是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副团长为范瑾(《北京日报》社长)和邓岗(新华社副社长)，团员有李炳泉、胡若木、孔迈、谭文瑞、沈定一、黄振声、王刚和杨翊。这次会议是亚非新闻界历史上的第一次正式会议，是亚非人民和新闻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标志着亚非人民团结反帝事业的进一步扩大与开展，标志着万隆精神的继续发扬和胜利。

会议历时一周，制定了亚非新闻工作者反对帝国主义与新老殖民主义斗争的纲领，成立了自己的组织，通过了《雅加达宣言》《亚非新闻工作者协会章程》《关于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斗争的决议》以及其他32项决议。中国代表团团长梅益在大会发言中提出6点建议，号召亚非同行团结起来，揭露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政策，发展亚非各国民族新闻事业，促进相互间的友谊与合作，声援为忠于职守而遭迫害的各国同业，积极促成亚非拉美三大洲记者会议的早日召开。书记处总书记来自印尼，10名书记分别由日本、中国、锡兰、巴基斯坦、叙利亚、阿尔及利亚、马里、南非、坦噶尼喀（今坦桑尼亚的大陆部分）、北罗得西亚（今赞比亚）人士担任。

周恩来总理对亚非记协的成立给予高度关注。1963年4月亲自批准了中国代表团出席亚非新闻工作者会议的工作方案，并向会议致贺电。亚非新闻工作者会议结束后，参会的日本、巴基斯坦、锡兰、桑给巴尔、巴苏陀兰（今莱索托）、喀麦隆和南非代表，应中国记协邀请一道访问中国。1963年5月，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这七国记者并进行友好交谈。周总理说:“这次亚非记者会议开得很好。48个国家的代表团结一致地通过了一个亚非记者的纲领，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此次会议是万隆会议的继续，是记者领域的万隆会议，意义和影响是深远的。产生这样一个纲领主要靠大家的共同努力，你们是唤醒亚非人民起来斗争的喉舌。”“《雅加达宣言》是一个空前的历史文件，可以同万隆会议宣言媲美。”最后，周总理祝愿记者们拿好人民的新笔，高举《雅加达宣言》的旗帜，胜利前进。会见中，各国记者都发表了许多好的意见，赞赏周总理的谈话。访华的亚非记者还出席了当月在北京政协礼堂举行的“首都庆祝亚非新闻工作者会议胜利大会”，并纷纷作了充满激情的发言。出席庆祝大会的1400名中国新闻工作者一致通过了一项拥护亚非新闻工作者会议的决议。

二、努力作为，发挥影响

亚非记协成立后，工作逐步展开，影响渐渐扩大。这其中，中国记协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对亚非记协工作特别是书记处工作给予大力支持，为亚非记协走上正轨、发挥作用作出重要贡献。

亚非记协的管理机构是书记处。1963年5月2日，亚非记协书记处第一次全体会议在雅加达举行。会议主要讨论如何贯彻大会决议；推选印尼记协主席查禾多任亚非记协总书记；规定“接纳新会员要经大会批准”；向支援大会工作的各方面人士发感谢信；决定常设书记处设在雅加达“迎宾馆”的新闻中心内；决定第二次书记处全会于1963年11月在印尼召开。会后，印尼同行积极筹划运转书记处日常工作，并提出建立亚非通讯社的设想。中国记协根据周总理指示，同印尼共代表就亚非记协工作交换看法，着重讨论了亚非通讯社如何运作的问题。

1963年11月30日，亚非记协书记处第二次全会在印尼茂物市加多格镇举行。会议决定成立常驻书记处，由有条件派出常驻代表的书记处成员国组成，今后书记处全会经常在雅加达总部召开；鉴于查禾多已被任命为印尼驻中国大使，增选印尼记协负责人尤素夫为副总书记；根据协会章程每两年举行一次大会；每年4月24日为亚非记者日；建立亚非通讯社与新闻中心，设立新闻学校(或训练班)；建立受迫害记者的援助基金，为战斗中的新闻工作者提供疗养条件；组成国际性代表团出访亚非国家；逐步出版英文、法文、阿拉伯文会刊。会后，参会的中国记协国际联络部副部长黄振声应印尼友人请求，在雅加达停留三个月，协助常驻书记处处理日常工作，筹备出版会刊。

1964年11月27日，亚非记协第三次书记处全会在印尼万隆举行，有9个书记处成员国出席。会议商定了第二届亚非新闻工作者会议的有关事宜，研究了怎样加强常驻书记处的日常工作，以及通过了27项声援世界各地人民反帝反殖和争取解放斗争的决议。

除了三次全会，书记处还于1965年4月下旬召开了有9国代表出席的临时会议；举行了亚非记者的盛大集会，发表了支持亚非人民争取解放斗争的共同宣言和声援越南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联合声明。

随着三次书记处全会召开，亚非记协工作一步步走上正轨。到1965年上半年，会刊英、法、阿三种文本均已出版，英文版发行了10期，《新闻公报》编印了4期。1964年3月发行的第一期《亚非记者》英文版上，刊登了周恩来总理和印尼总统苏加诺、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的祝词。还举办了第一期亚非记者训练班，来自刚果(布)、葡属几内亚、贝专纳(今博茨瓦纳)、巴苏陀兰、西南非洲（今纳米比亚）、南非、印尼的11名学员先在印尼集中短期学习，又转赴中国进修新闻专业理论、采编业务和政治常识等。

1964年4月24日，北京新闻界举行1500人的集会，庆祝(第一届)“亚非记者日”以及亚非新闻工作者会议召开和亚非记协成立一周年。中国记协副主席梅益，亚非记协总书记查禾多(时任驻华大使)等在会上讲话。会议向雅加达的亚非记协总部发贺电，并号召中国新闻工作者为亚非记协募集基金。

1965年4月24日第二届“亚非记者日”，正值万隆会议召开十周年纪念日，周总理很重视，亲自修改和审定了以他的名义给“亚非记者日”的贺电。4月23日北京举行了纪念“亚非记者日”招待会，中国对外文委主任张奚若、对外文协会长楚图南等出席，中国记协负责人以及越南南方、日本、坦桑尼亚、尼日尔的外宾在会上讲话，《人民日报》发表评论祝贺。

1964年后亚非记协的工作逐步展开，急需充实常驻书记处的机构。中国记协经反复酝酿后，派新华社时任开罗分社社长杨翊担任驻亚非记协书记处的首任代表。杨翊长期在新华社从事国际新闻报道，从1957年到1984年先后在布拉格分社、开罗分社和伦敦分数和工作，足迹遍布亚非欧三大洲。此次被派到亚非记协书记处工作，直到1965年8月人民日报社国际部主任陈泉璧和记协英文翻译鲍世绍接替，他在书记处呆了15个月。杨翊在亚非记协书记处的工作赢得印尼共方面的尊重和友谊，印尼共主要领导人几次接见他，并对双方合作及良好关系给予了很高评价。

三、坎坷变动，自然消亡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主导的世界冷战格局中，国际局势的发展充满动荡和曲折，世界上各种力量出现分化和改组，亚非记协书记处所在的印尼更是发生政变，给亚非记协造成极大冲击。

1965年9月30日，印尼右派军人发动武装政变，夺取政权，几十万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杀害，数十万人被投入监狱。亚非记协书记处的工作遇到极大困难，对外联系受到阻挠，外国书记人身安全缺乏保障，一些工作人员被拘捕或被迫出走，印尼军方还派一个美国电台播音员来担任亚非记协“总书记”，代总书记尤素夫遭到逮捕。书记处4次致函印尼外交部与印尼记协，抗议印尼军方的迫害和诽谤，但毫无结果。1965年12月22日，日本、锡兰、中国、叙利亚和南非五国常驻书记发表致会员组织的呼吁书，说明书记处面临的处境，要求成员国支持。12月下旬常驻书记相继离开雅加达，12月31日五国书记在香港发表声明，通告书记处已撤离雅加达，驻会书记将尽早在适当地点会合，商议召开书记处全会，以便讨论亚非记协临时工作地址与今后工作安排。

在收到常驻书记的呼吁书后，中国记协发言人于1965年12月23日发表谈话，表示愿意接待撤离雅加达后的常驻书记们在北京会合，会晤总书记查禾多(当时仍任驻华大使)，并举行书记处全会，决定亚非记协临时会址与今后工作。抵达北京的锡兰、中国、日本、叙利亚和南非书记以及印尼记者代表在1966年1月6日开会，商定在北京召开扩大的第四次书记处全会，除书记处11名成员外，增邀14个会员组织派人参加。其他不少成员组织在看到呼吁书与声明后，也纷纷发电报表示赞同常驻书记处的决定。与印尼新政权政见不同、受到印尼军方监视的查禾多，也毅然秘密离开印尼使馆，公开举行新闻发布会，声明辞去印尼驻华大使职务，重返亚非记协书记处主持工作。

1966年4月20日，经过3个月的突击准备，第四次书记处全会(扩大)在北京饭店大厅举行。19国代表参加，包括9个书记处成员国、10个会员组织国。会议通过的34项文件中，有书记处撤离雅加达的决议；一年内在阿尔及尔召开第二届亚非新闻工作者会议的决议；第二届亚非新闻工作者会议前以北京作为书记处工作地点的决议；会议公报；反对迫害记者的呼吁书以及29个反帝反殖和支持争取解放斗争的决议。全会还吸收了5名新会员，使亚非记协成员国组织达到53个。4月24日会议结束的当天，中国记协与亚非记协联合举办了庆祝第四次亚非记协书记处全会(扩大)成功举行和纪念第三届“亚非记者日”的集会，查禾多总书记、中国人民亚非团结委员会主席廖承志与出席会议的19国的代表，都在集会上发表讲话，表达了高举《雅加达宣言》旗帜、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决心。书记处全会代表受到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中国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热情支持亚非新闻工作者的斗争。7月中旬坦桑尼亚新任驻会书记抵京后，书记处已有印尼、锡兰、日本、叙利亚、南非、坦桑尼亚和中国七家代表常驻。这期间，在周恩来、陈毅亲自关怀下，解决了常驻书记在北京的“住”和“行”问题。

亚非记协书记处迁到北京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此后10余年，亚非记协是在极其复杂艰辛的条件下度过的，在周总理等相关领导的鼎力相助与苦心呵护下，在书记处成员和中国工作人员的积极努力下，作出了一定贡献。1968年以后，亚非记协书记处活动逐步减少。南非与叙利亚的书记在70年代初期相继离开了中国。从70年代后期开始，在书记处的印尼员工和查禾多的子女陆续离华。查禾多夫妇在80年代离开中国去荷兰。在常驻书记们全部离开后，虽然书记处迄今并未宣布撤消亚非记协，但这一国际组织却已实际上“自行消亡”。

亚非记协是亚非历史上第一个新闻组织。它的诞生打破了西方发达国家和前苏联对国际新闻界的控制，发出了亚非新闻工作者团结友好、反帝反殖反霸的声音，是亚非新闻界一件大事。虽然由于历史原因，亚非记协后来不得不结束工作，但其所奉行的万隆精神、促进亚非友谊与合作等宗旨，至今仍在亚非新闻工作者间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