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4日，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在京开幕，论坛以“平等、合作、发展：《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通过30周年与全球人权治理”为主题，来自近百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300余名中外嘉宾应邀与会。

14日上午的大会发言中，来自中外的专家学者共话全球人权治理，围绕人权与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与人权、历史和文化对全球人权治理的意义、中国消除贫困对全球人权治理的启迪等话题进行了主旨发言。

一、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劳伦斯·库恩：人权与全过程人民民主

图为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在论坛上发言（线上）

在西方人看来，“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概念。习近平主席指出，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坚持的重要理念”，民主“是要用来解决人民想要解决的问题的”。

中国共产党号召不断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加强人权法治保障，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下的民主包括通过反馈机制吸纳民意，如通过民意调查来了解群众想法，对新政策的看法，这个过程被称为“集中民智”。毫无疑问，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有利于促进人权。

二、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发展与人权

图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在论坛上发言

无论在西方和非西方，权利是发展的产物。我在总结西方和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权利发展历史的基础上，把权利的实现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先经济，再社会，后政治，或者说先发展，再分配，后民主。尽管美国和西方国家本身是根据这个次序发展权利的，但在西方意识形态主导下，在国际范围内，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努力向外推行“先权利，再发展”的逻辑，导致了一些发展中国家陷入混乱和长期贫困状态。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最重要的是发展的权利，通过发展来实现权利。

三、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劳尔：历史和文化对全球人权治理的意义

图为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劳尔在论坛上发言

今年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10周年，我很高兴能够代表瑞典同胞和欧洲人讲述“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性，我个人也很高兴能够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事业。我相信，这是通往和平之路，是真正意义上的发展人权之路，也是消除全球贫困之路。

当我们在这些思想的指引下生活并相互了解时，我们沟通、合作、发现并找到友谊和信任。我们在文化之间架起桥梁，正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所反映的那样。当然，差异确实存在，但是差异并不能分裂我们，而是从最好的意义上教会我们相互学习。

四、科特迪瓦国家人权理事会主席纳米扎塔·桑加雷：跨越国界和差异化建立稳固持久的伙伴关系

图为科特迪瓦国家人权理事会主席纳米扎塔·桑加雷在论坛上发言

我们必须加倍努力以消除一切形式的歧视和不平等，无论是基于性别、种族、宗教或是任何其他特征。我们应该坚定地致力于建设包容性的社会，使每个个体都能不受阻碍地享有其基本权利。

为此目的，国际合作是实现该目标的一个重要因素。任何国家，无论自身多么强大，都无法独自解决我们面临的全球问题。我们必须携手合作，跨越国界和差异化来建立稳固而持久的伙伴关系。这需要真诚对话、积极倾听和求同存异的意愿。只有建立在相互尊重和平等基础上的合作才能实现可持续和全面的解决方式。

我们面临的挑战似乎难以逾越，但团结在平等、合作和发展的价值观周围，我们可以有所作为。 

五、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 张维为：中国消除贫困对全球人权治理的启迪

图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在论坛上发言

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坚持从自己的民情、国情、文化传统出发制定各项政策。中国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千年古训，也就是说人民是国家的基石，只有巩固国家的基石，国家才能安宁，而民生问题解决得好坏，将决定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中国人还说，悠悠万事，民生为大。中国过去数十年改革开放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民生为大，一个发展中国家一定要聚焦全力消除贫困，努力改善民生，这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

今天世界已经入了21世纪，但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饱受战乱、赤贫、饥饿、基本生活品匮乏的煎熬，采用西方政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大多无法解决好民生这一基本问题。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也许更能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全球意义。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人民通过自己消除贫困的伟大实践，某种意义上正在重新界定现代化和现代性。

（作者马昌豹 何小凡，本文摘自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上的大会发言实录）